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郭店竹简与孟子天道观的转型

郭店竹简儒家篇是孟子天道观转型的理论前提。竹简儒家篇以“德者,天之道”为理论起点,以“圣人知天道”为逻辑归宿,开启了先秦儒家天人相通的天道观。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道何以可能和何以知天道的问题,形成了一套以“天”为终极根据,以“仁义礼智”为主要规范,通过天人双向沟通来论证人道的合理性和神圣性的庞大理论体系,从而将孔子的“主宰之天”转化为“心性义理之天”,完成了先秦儒学天道观的转型。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儒学在形成之初,就诞生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王夫之等建构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入,儒家历史哲学出现了转型。其结果,儒家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更为完备。这对于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对于中国哲学整体体系的建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试论朱熹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一)孔子儒学的贡献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论章太炎的儒家道德观

伦理道德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如,孔子讲“践仁”,便是实现道德之仁,孟子的“道性善”、陆象山的“尊德性”、王阳明的“致良知”,其所“道”、所“尊”、所“致”者,即道德之性、道德之知。宋儒所推崇的《大学》所谓“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起点,以“止于至善”为终点,其所“明”所“止”的过程,就是道德从启发到圆满的过程。儒学讲“内圣”讲“修己”,都是强调道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儒家道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伴随…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墨子兼爱阐释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其兼爱之说是以利为本的,以安民利生为目的,这与儒家学派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思想有明显的不同。墨家贯彻兼爱主义的着重点有三:“尚志”,即对兼爱主义之贯彻有坚定的信心;一定要见诸行动;崇尚舍己利人的牺牲精神。     

儒家仁道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仁道精神是儒学的核心与特质，研究儒学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抓住这一核心与特质。本文拟揭示儒家仁道精神的内涵，探讨其现代价值。儒家仁道精神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忠恕侧隐的仁爱精神、万物一体的超越意识及生生不已的生机活力。忠恕与测隐是儒家仁道精神最基本的内涵，亦是孔孟仁与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仁”无疑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范畴和灵魂所在，孔子论仁因人因时而别，没有统一界定，事实上也无法笼统界定之，因为“仁”不是任何特殊的道德条目，而是“全德”之称，任何界定都是对它的限制，都不足以表达其完满性。但这并非说…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仁·直觉·生活态度——梁漱溟对孔子哲学的创造性诠释

梁漱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他扭转了康有为式的儒学宗教化的改造路向 ,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 ,使孔子生命与智慧重新活转于现代。他以敏锐的直觉释仁 ,力图超越理智主义的限定而体悟天理流行之生活本真 ;以刚的生活态度释仁 ,旨在探求中西文化最深层处的契合点 ,以实现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同儒家最深层的对接。梁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述和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探讨在当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范式意义     

仁权高于主权——孟子的正义战争观

孟子的正义战争理论的基础是仁,也就是以“仁权高于主权”为原则,来判断自卫与征伐战争的正当性.孟子不仅给出了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具体条件和表征,而且他对仁与国家力量之间关系也有着现实性的理解.这些展示了理想主义儒家孟子的现实性一面.孟子的正义战争学说与“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主流学说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差别.孟子的“仁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也许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正义战争理论之外的一条新的、更好的出路.     

郭店楚简与儒家的仁义之辨

郭店楚简中多有将仁、义对举或并举之处 ,简文区分了仁与义的内涵 ,使义的地位大大提高 ,它阐明了二者分属于内部主体世界和外部客体世界 ,在指导实际操作的层面上 ,它强调以外在的义来裁断内在的仁。郭店楚简的“仁内义外”之说是儒家仁义思想中比较独特的一个方面 ,这一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出现 ,却见于《孟子》一书 ,儒家的仁义思想到孟子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郭店楚简的“仁内义外”说对比孔、孟思想 ,对于研究儒家仁义理论的变迁很有意义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试论作为儒家道德本原根据的"心""性"范畴

一　　我们知道 ,儒家是以“仁”或道德“心”“性”作为伦理道德的本原根据的 ,那么 ,深受科学思维影响的现代人则可能会问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 ?孟子的回答是 :“人皆有之”,“我固有之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 。牟宗三先生把“此天之所与我者”解释为“此心之官乃是天所赋与于我者”2 ,意即义理上天定本有之意 ,亦即“人皆有之”之意 ,这应当是一种大体上可以接受的解释。由此看来 ,孟子的这种回答表示“仁”或道德“心”“性”对人而言即本来如此、定然如此。这也表明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