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九歌》诗学结构新探

从楚地的宗教特征和楚人的宗教心态入手,对屈原《九歌》的诗学结构作出重新的审视和解读,可知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所列《九歌》的篇数与被祭祀的神祗之数并不矛盾,而且神祗的排列顺序亦毋须调整。《九歌》的诗学结构带着楚民集体的文化智慧和屈原个人的审美智慧,闪耀着不朽的诗性光辉。     

地球上第一个礼赞太阳的诗人——从中外的太阳神话看屈原《九歌·东君》的世界意义

在《楚辞》中,有一组《九歌》;在《九歌》中,有一篇《东君》。 《九歌·东君》是一则神话,也是一首诗歌,确切地说,它是以诗歌形式记下的一则太阳神话,是神话与诗歌的结合。它是民间的口头文学,也是作家的书面文学,更确切些说,它是我国古代的伟大作家屈原,在原始形态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阿鲁威散曲的独特之处

阿鲁威是元代蒙古族散曲作家,在元散曲大量轻薄、损毁屈原的主流倾向下,他仿屈原《九歌》前九首作《蟾宫曲》,独树一帜。《蟾宫曲》并不是对屈原《九歌》的简单描摹,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古感今,来表达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壮志难酬的感慨。     

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治史方面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是擅长于研究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据粗略统计,郭沫若涉及到的古代君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农民起义领袖等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的历史人物不下一百人.其中花力最多、研究时间最长、著述文字最丰的历史人物,是二千多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文章,在三十年代有《屈原》、《屈原时代》;四十年代有《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深信有一,不望有二》、《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研究》、《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五十年代有《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九歌》与汨罗民俗“打倡”

“打倡”是南楚地域一项非常古老的民间请神巫术,由当地法师（即巫师）设坛开祭,其仪典热烈,观者如云,神情虔诚。所请之神众多,有天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司命,地祇湘水童神,人神刘三总管等。屈原在朝为三闾大夫,主管楚王室宗庙祭祀,娴熟此类祭典。流放南郢之邑,特别是到了汨罗后,见楚人“打倡”请神之仪典,“其词鄙陋”,其舞“亵慢淫荒”,便在当地法师的支持下,收集整理而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九歌》。当地法师感恩屈原,在后来的请神中,增加了请屈原神之程序,一直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九歌》的原始素材是巫歌而不是民歌。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论屈原的经济思想

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屈原的经济思想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以＂德政＂为核心内容,倡导＂重义轻利＂的流通观与＂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纵然,在认识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关于《招魂》著作权与魂主问题——近20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述评之一

《楚辞·招魂》是中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与此前相比,最近二十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新变。在著作权争议中,宋玉作说吹响了收复失地的号角;在魂主讨论方面,宋玉招襄王生魂说与宋玉拟屈原自招说影响日渐扩大。此期学术界围绕《招魂》著作权与魂主问题的研究,不仅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其他聚讼问题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