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社会治安的条令和乡规民约

明清时期政府对社会治安发布了一系列条令,而民间集众盟议也制订了若干乡规民约,以补充政府条令的空阙。政府、民间（舍家族）多方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保存在日用类书和宗谱中的乡规民约是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

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所包含的知识可以分为博雅、实用与消遣三大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所含知识类型大体相同,但具体门类的编排差别很大,存在知识缺乏系统性、体例不严、编排随意、内容杂乱等问题。从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特点和编排方式,可以观察其使用方式,除了以之指导生活实践之外,浏览式阅读以增长见闻也是一种重要的使用方式。通过阅读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晚明的大众读者得以窥探自身生活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精神世界,接触与学习精英文化。晚明书商是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商业出版对晚明新型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关系分析——兼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在中国农村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关系的基础上 ,认为以民事、婚姻为主干的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 ,但这些矛盾又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它们二者在本质上是一元化的规范体系 ,即乡规民约服从于并服务于国家法律 ,前者仅是后者的有益补充。在此前提下 ,本文提出了协调矛盾的建议 :国家法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合理的乡规民约的存在与发展 ;而乡规民约也只能是作为国家法律不健全的一种权益之计 ,一旦某方面的法制健全、完善了 ,该方面的乡规民约就应随之自动退出其活动舞台     

类书与中国文化

类书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文献种类,它植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科举乃至日常生活都紧密相连。官修类书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是与开国修史并行的文化工程;文学类书深深的渗入到文人的文学创作中使中国文学被烙上了类书的印记;科举类书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成为读书人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参加科举的必备;日用类书则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如老黄历一般成为民众的生活指南。     

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

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区形成之后,以协调超越家庭、家族关系的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其文本形态分为劝戒性乡规民约与惩戒性乡规民约,其组织形态在早期普遍依托于村落组织,北宋以后,又出现了专门的乡规民约组织。自《吕氏乡约》以降,传统乡规民约就不仅仅是以乡民自愿合意为基础的行为规则条文,同时也是一种民间自设的处理地方性社区事务的较为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由于历代的推崇,传统形态的乡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今天正在进行的村民自治实践中乡规民约建设的形式和内容。     

传统乡规民约的价值、经验与启示 —基于《南赣乡约》文本分析的视角

作为乡土社会一道文化景观,乡规民约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起到促进作用.反思当前村规民约的实践困境,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传统乡规民约,则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以《南赣乡约》为分析对象,从文本内容、组织特征、权威来源以及作用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在总结乡规民约的价值经验及其对村民自治启示基础上,文章讨论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书仪源流述论

对于敦煌出土书仪类文书的源流,前人有过不少研究。但是学者多专注于书仪内容的源流,而忽视了对书仪这类体裁最初产生和其体裁源流的研究。从书信的发展史来看,书仪大概产生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仪体现的是世族风范。唐代综合类书仪的内容丰富,体制也趋于完善,有唐一代书仪向着通俗化与日用化的趋势发展。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下大量产生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实质上是综合类书仪中官场书仪的扩大化与专门化,不能代表书仪类文体的发展趋势。宋元以后书仪逐渐发展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类著作。     

以类书为例看汉宋之间人文的嬗变

汉宋之间类书在编撰、阅读上有了嬗变.本文以汉宋之间类书为例,研究这近八百年历史中人文的嬗变.     

近百年来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对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的调查

以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为典型个案,将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以这四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北京不同职业的回族人家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从婚姻中的民族因素、婚姻形式、家庭类型、居住形式、家庭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具体反映都市回族在择偶观、婚姻习俗、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分析探讨了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发生变化的因为.从透视回族现代婚姻家庭的走向,探讨回族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回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西王母背后的唐代社会与唐代女性

柯素芝（Suzanne 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总结了过去近百年来海外汉学界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神话学、考古学、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体现了对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该书以晚唐道教仙传《墉城集仙录》和大约500首唐诗为讨论材料,对于同一主题的宗教文本与世俗文本进行对读,发现六朝。以来道教上清派道经对于西王母的改造,已渗透到了世俗文学之中,并使得唐诗中的西王母题材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激情。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对兴的误解与遗忘:汉儒的诗学理论与汉诗

历来论比兴有两种观点,一为比兴合论,另外一种则是把比兴分开。兴不同于比。由于兴的存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而汉儒的诗学理论由于其政教中心的性质,把兴等同于比,取消了兴的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了汉诗的独特面貌。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辽代石刻碑文用韵及辽金文韵比较

金代文赋用韵与辽代石刻碑文相比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阴声韵中,歌戈、鱼模、尤侯三部与辽代石刻碑文表现一致；家车、皆来、支微、豪萧四部则略有不同。阳声韵中,江阳、庚清、东钟三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相同；覃盐、寒先、侵真三部则有不同。在入声韵中,屋烛、德质两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中的表现一致；觉铎、月帖两部则有一些差异。     

论中国佛教史上的"梁唐之异"与"南北之殊"

论文以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理论差异为特例,分析了中国佛学从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理论分歧到隋唐时期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佛学理论自身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取向的选择,也表明了这种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分不开的.     

宋、元时期泉州著名的穆斯林

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中国著名的港口,当时外国使节、商人、僧侣等纷至沓来。留居泉州的外来穆斯林人数众多,这从近些年来挖掘出土的众多穆斯林墓葬可得到证实。这些穆斯林除了经商,还积极投身当地的城市建设、战舰修造等。大食商人蒲啰辛的事迹说明乳香是当时中国进口的重要商品;尸罗围修建清真寺的事迹反映了泉州与古代伊朗有伊斯兰教上的联系;蒲寿晟撰写的众多诗歌反映了宋、元时期留居中国的穆斯林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还隐约折射出其人和其家族拥有的庞大海上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