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源事介词短语及其构句机制

源事题元角色具有[+事件起点]和[+参与角色]两个语义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立使用]的句法特征,可分为"数量""事态"和"性状"等三个变体;标记它的介词一般有"从、由、自"等三个。源事介词短语蕴涵句的谓核成分都具有[+变化]的语义特征,它与源事题元及其介词标记相互抉择、相互匹配,从而可以生成各种源事介词短语蕴涵句。     

汨罗湘语的持续体标记及其语法化来源

湖南汨罗湘语的持续体标记极为丰富,多达22个,可分“状态持续”“事件持续”两种,其用法存在交叉,但各有独特的使用环境。其中,“事件持续”标记语义上还存在“使然”“非使然”之别。这些标记遵循东南部方言的演化规律,“状态持续”标记“起、到、得、住”由同形动词经动相补语或实现体助词阶段虚化而成,“起个、到个1”则是持续体助词“起/到”与量词“个”发生词汇化的结果;“事件持续”标记结构上类似于唐宋白话中的“在里”,由介词结构语法化而来。     

闽南角美话的持续体标记

角美话持续体标记以其形式多样、分工明确、异源并用等特点而颇具特色。对“伫咧”、“着[tio？^o]”和“下咧”进行分组描写,重点考察其组合关系特点,并就用字和读音、进行体标记语序、与宾语位置关系和与方位介词短语兼容关系同闽南方言进行比较。     

南阳方言的“给”字句

在南阳方言中,“给”单用时读为[kei33],与其他成分共现时读为[k(□)13].总体看来,“给”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介词“给”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起到不同的标引、标记功能.“给”的多功能性导致部分“给”字句在缺乏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出现歧义.功能不同的“给”在语句中大量共现,使得南阳话的“给”字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极具代表性的是以“给我”为标记的命令句和以“给你”为标记的“强处置式”.后者在功能上与一般处置式和复标处置式类聚成群,共同承担起南阳话中处置义的多样化表达.     

“给予”参与者从缺的认知动因考

“送”“给”等构成的给予表达如“NP1＋（V）给＋NP2＋NP3”，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参与者的从缺，其从缺等级，一般认为是：主语〉直接宾语〉问接宾语／介词宾语。但这一概括不适用于“给”的参与者的从缺情况：NP2（即间接宾语）从缺为主，占80％，而NP3（即直接宾语）的从缺仅占10％。文章指出，三个参与者及其互动关系所组成的是理想的认知模型。理想的给予可划分为转移次事件和到达次事件，分别由“V＋NP3”和“给＋NP2”表达。以理想认知模型为基础，受人类思维方式“部分转喻整体”的影响，人们可以通过转移次事件终点次事件认知给予事件，映现在语言表达中就形成了参与者的从缺。     

法语复合名词的介词

介词在法语复合名词中可以是词汇介词,有实在的意义,作离心结构复合词[P N]的内中心语,或向心结构复合词[P N]的名词中心语的修饰语;也可以是功能介词,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作为作语素间的关系连接词,赋予复合词[VR＋x P N]n和[N1P N2]n的右边名词语素补语身份。     

先秦从“数词+动词”结构到“动词+数词”结构的演变

先秦动量范畴的表达式“数词＋动词”具有表达功能上的歧义：可表动量，亦可作为一种从陈述到指称转换的功能结构式。这种蕴涵两种功能的单一结构式在表达上违背了话语交际中的“足量原则”，因此“数＋动”结构要么单袁动量，要么只是作为一种从陈述到指称转换的功能结构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数＋动”结构选择了转变语序——“动＋数”结构表动量，在词汇层面，“数＋动”结构保持了其造词功能（陈述性〉指称性）。但是由于“数＋动”结构在文言中表动量的优势语序不可能完全退出表动量功能的语序集合，在动量范畴演变过程中“数＋动”依然存在，在句法层面单表动量范畴的语例增多，在动量词范畴成熟后，“数＋动”结构的数词与动量词结合成为普遍用法。     

“AA—V”结构对动词V的句法语义选择

现代汉语中有这样一类结构,如“轻轻一碰、粗粗一算、苦苦一笑、细细一读、重重一击”等,它们都是由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加上虚化的状位性成分“一”,再共同修饰动词V而成的,在此将其记作“AA—V”结构。此结构在句法功能和语义上均对V有一定的选择与限制。基于大规模的语料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句法上,结构倾向选择具有原型性特征的典型动词,以单音节的单纯动作动词居多。（2）语义上,倾向选择包含具有[＋述人]、[＋自主]、[＋有界]这三个语义特征的动词。     

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非移动动词＋趋向词”格式——以“‘割’＋趋”为个案

非移动动词进入“[-移动]动＋趋”格式后可以参与构成移动事件,但由于非移动动词的特殊性,以往排斥在移动域之外,这是移动域的特别之处。移动事件归属移动域,“[-移动]动＋趋向词”格式参与构成的移动事件也不例外,这是应信息处理工作准确提取有关语义信息的需要考虑的。以“‘割’＋趋”格式为个案,通过与“‘切’＋趋”格式语义差异的对比,讨论非移动动词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认知原理,建议将[＋移动]趋向词归为移动域,并根据汉语趋向词的实际将表示移动的趋向词称为“趋向小品词”,将[-移动]趋向词称为“强势小品词”。     

“若”类让步连词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考察

＂若＂类让步连词与假设连词在语义上具有关联性,而且＂若＂类让步连词的使用年代均不早于与之同形的假设连词,根据语法化相关理论推断＂若＂类让步连词是由与之同形的假设连词语法化而来的。语法化过程发生的句法环境是转折假设复句,语义上则经历了从[＋假设]、[±转折]、[？让步]到[＋假设]、[＋转折]、[＋让步]的转化。这两类关系密切的连词在表义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有否前项,能否表示周遍性意义及实现可能性大小等方面。     

二阶非线性中立时滞型泛函微分方程的振动性

讨论了二阶非线性中立型微分方程{r（t）[x（t）]z＇（t）}＇＋q（t）g[x（t）,x＇（t）]＋k（t）f[x（σ（t））]=0t≥t0{r（t）[x（t）]z＇（t）}＇＋q（t）f{x[δ（t）]}g[t,x（t）,x＇（t）]=0t≥t0的振动性,其中：z（t）=x（t）＋p（t）x（τ（t））,得到了方程振动的充分条件,并举例说明了定理的应用,推广了文献[2]和[3]的相应结果。     

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及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

本文分两个部分讨论四川西昌方言中的量词问题。第一部分对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量词进行描写和分析,第二部分详细描写西昌方言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这些特殊表达方式可以归纳为（1）“A＋M”、（2）“A＋M＋A＋M”、（3）“n＋M＋n＋M”、（4）“M＋是＋M”、（5）“M＋打＋M”、（6）“n＋打＋n＋M”、（7）“M＋把＋M”、（8）“M＋把”、（9）“M＋把＋两＋M”等九种格式。     

“叫、让”表被动的语义条件

马庆株认为“给”由意义条件决定其表被动还是表主动。“叫、让”也是如此。论题认为主动意义由[＋意愿]和[＋可控]构成，被动意义由可控性关系反向和意愿反向构成。意愿和可控是决定“叫、让”是表被动还是表主动的意义条件。     

现代汉语“有＋VP”结构特征简析

从语言事实入手，把“有＋VP”分为两类：一类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有＋VP1”），一类不能受其修饰（“有＋VP2”）。主体部分对这两类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力求解释造成两类结构与程度副词结合状况差异的原因。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事件指示空间的认知机制及语言形式

用某个空间发生的事件来指示该空间是一种常见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事件都是在空间里展开的,事件指示空间属于凸显特征记忆,符合转喻认知＂接近即同一＂的原则。事件指示空间的语言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描述式阶段,表现为＂事件（作定语）＋中心语＂语言模式;第二是黏合式阶段,表现为＂事件（作专名）＋通名＂语言模式;第三是转喻式阶段,表现为事件直接作地名模式。     

x~n+1在有理数域上的因式分解

从特殊情况研究多项式f(x)=xn+1在有理数域上的因式分解.对于正整数,设H(n)是n的大于1的奇约数的个数.本文用初等数论和近世代数的知识证明了:多项式xn+1在有理数域上可分解为H(n)+1个不可约因式的乘积,即D(f)=H(n)+1.     

《庄子》形容词配价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方法

根据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下位分类和配价研究的理论，我们把《庄子》730个形容词从意义和语法两个方面分为四个大类七个小类。《庄子》形容词一价形容词的基本句式是“S＋PA”；二价形容词的基本句式有三种：（1）N1＋A＋於（乎、若、如）＋N2；（2）N1＋A＋N2；（3）N1＋A＋Q。     

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押韵谈起——兼论《广韵》音系“麻”部读音的历史演变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押韵情况代表了《广韵》音系里"麻"[a]部读音的历史演变。通过对上古、《广韵》音系时代的诗押韵情况进行分析可知,"麻"[a]部产生于上古韵部里的"鱼"[a]部,"麻"[a]部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演变为a[a]、ia[ia]、ua[ua]、e[]、ie[ie]。古今音变是造成今天的人们读一部分古代诗感到好像"不押韵"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