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近年来族际婚姻在裕固族中日渐普遍,使其人口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语言、家庭习俗等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以云南昭通青岗岭乡为例

民族关系指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具有特定民族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的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社会学考察得知,混杂居模式和深入持久的族际交往有利于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宽容,而宗教信仰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因素。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蒙古族大学生作为具有特殊民族属性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高校族际交往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组织因素和区位因素等综合影响,呈现出总体交往和谐,部分交往隔离的特征。高校应积极采取各种对策措施,开设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课程、扩大蒙古族大学生族际交际圈、调整班级和宿舍划分方式等,引导各族群大学生和谐相处,充分发挥高校增加族际交往,增进民族融合,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纽带作用。     

20世纪前期菲华族际关系演变中的美国因素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是形成菲律宾社会制度的重要外在因素。作为菲律宾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菲律宾人与菲律宾华人之间族际关系始终以美在菲的利益为导向,并通过具有两面性的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予以贯彻和实施,造成菲华族际间和谐关系遮蔽于紧张氛围中,导致两族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和谐。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是菲华两族认知混乱和菲华两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外在因素。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不断凸显,并对国家政治共同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族际关系治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及民族国家制度根基的牢靠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秉承＂国家主义＂价值取向,遵循＂求同存异＂的向度原则,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     

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演变及其调适——一个演化博弈的视角

特殊地理环境下多民族共生关系是在资源和生存空间争夺的过程中不断试错、调适形成的,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合作和竞争是各民族族际共生的重要形式,而合作是理想选择。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单纯局限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动,而是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是在特定空间尺度中多界面关系系统性综合作用并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多民族博弈的过程中,外在的合理干预对其良性发展很有必要。     

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科索沃问题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启示

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其双刃剑的作用对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文章通过剖析民族主义对科索沃族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诠释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对我国新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冲击,探讨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对策。     

论影响澳门族群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

澳门是一个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本文论述了影响澳门主体族群广东人和主导族群土生葡人之间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族际通婚、宗教和族群认同。     

二战后菲、美关系演变对华菲族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独立后的菲律宾,因经济重建及冷战时期安全防卫需要,成为美国的政治仆从和经济附庸。受世界民族运动影响,菲律宾国内反对美国控制,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要求也十分强烈。由此,菲美关系经历了从依附、仆从到矛盾渐生,乃至逐渐疏远的变化。菲律宾华人因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中国的渊源,亦受此影响。     

情感与族群边界——以新疆三对维汉夫妇的族际通婚为例

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沟通与交融,是使族群边界得以消溶并走向民族和谐、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婚姻不仅是男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不同的文化和心理在不同的性别、家族、社会乃至族群间的一种交流与融合,因此,不同族群间互通婚姻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族际婚姻是婚姻行为模式中一种极为复杂的两性结合,它既体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又体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实践证明,人与人特别是两性之间情感的建立和发展,完全可以消溶族群边界、跨越族群鸿沟和沟通族群心理。     

互动与对接：宗教与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新思考

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宗教对民族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历史时期,宗教会推动民族关系协调发展,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又能够成为阻碍民族关系良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整合多种因素,实现宗教与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既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出发点,更是实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回汉民族关系互动中的族际赠礼探析——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一个汉族村为主要个案

族际赠礼是不同民族交往的常见形式,但并没有引起较多学者的注意。崖底村回汉族际赠礼的个案显示,族际赠礼中渗透着不同民族的心理、习俗、信仰、道德、伦理等文化资本诸要素的运行,礼物经济是不同民族成员为争取最大社会资源的一种理性行为。     

族籍变更与民族身份认同——基于潘家湾土家族乡的人类学考察

族籍被界定为个人与某民族的一种隶属关系。民族识别给每一个公民赋予了民族成分,20世纪80年代民族成分的恢复与更正,使族籍在一定原则下得以变更。潘湾土家族获得了少数民族身份,但并未强化其文化认同。而潘家湾土家族乡的成立,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论文化冲突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及其调适分析

当文化差异介入族际关系时,文化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它所呈现出的正功能——高强度、负功能——高强度、负功能——低强度、正功能——低强度以及四种特殊的“零和”样态,并对族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既是生成族际冲突关系的重要因素,又是发展族际和谐关系的内在动力。因此,必须选择合理的调适机制,使差异性文化在互动过程中作出系统性的自我重构以达致新的适应,进而使族际关系和谐有序发展。     

侗族传统社会群际关系的层面、特征和影响因素

侗族传统社会内部,不仅人际关系呈现出和谐、良性的总体特征,而且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形式多样,群体生活丰富多彩,群体之间关系密切、互动频繁,主流格局表现出互相宽容、尊重和团结协作的关系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