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德令哈市蒙、藏、回、汉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在对德令哈市蒙、藏、回、汉四个民族通婚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促成该市族际通婚的诸多因素，并分析了这四个民族之间通婚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族际通婚研究: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从不通婚到在反对中的通婚,再到不反对通婚,这一变迁折射出川南苗族和汉族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汉族对苗族的偏见与歧视,苗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成为阻碍苗汉族际通婚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苗汉群众人心,苗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川南苗汉族际通婚逐渐摆脱了历史的心理隔阂。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近年来族际婚姻在裕固族中日渐普遍,使其人口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语言、家庭习俗等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

族际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流以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现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在进行着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调整当中 ,一个十分显著的要素就是族际交流加强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突破了以往的空间和时间的界线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频度和强度方面 ,还是在互动的维度和互动的情境与方式方面 ,都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个案的研究 ,探讨了西北各民族族际交流的形式与族际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涵化现象。     

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当代裕固族的族际婚姻——以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婚姻观念的转变,裕固族实行族内婚的禁忌改变,族际婚姻数量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与异族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且通婚比例一代高于一代。对甘肃省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的调查表明,多民族杂居的人口分布状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而且促使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间通婚比例逐渐提高。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更加和谐。     

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

族际人口流迁是民族交往的直接形态,发生于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民族之间.跨国人口流迁是当代全球化的突出内容;国内的族际人口流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呈现着旺盛的势头.当代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最终由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不但如此,族际人口流迁还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族际人口流迁都是民族过程推进的直接途径和最终途径;而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当今世界,民族过程也仍然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在推动、在展现.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差异性、共同性是其间的基础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下,族际关系共同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加强对族际关系共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族际关系共同性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其中,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对族际关系共同性构成了直接的支撑。国民身份的状况直接关乎族际关系共同性的走向。因此,对增进族际关系共同性的分析、阐释和谋划,都必须重视国民身份的角度。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视界中的族际交往

新疆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对其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深入访谈,揭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的现状及其对族际交往影响因素的态度,从而为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在他们看来,民族属性不是影响因素,他们很乐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同学交往,但是由于环境、宗教等原因的影响,在族际婚恋的问题上则比较谨慎。他们积极支持有利于族际交往的各种措施,反对不利于族际交往的阻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