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修辞观——我国第一部史论修辞著作《史通》评说

在史学界,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推崇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似乎已成为定论。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开列史评之书时,首列《史通》。宋代黄山谷云: “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首次把《史通》提到与巨著《文心雕龙》并列的地位。清代黄叔琳在《史通训诂补·序》中也说:“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既认为它可与《文心雕龙》相匹敌,又信服唐代徐坚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看出对《史     

论《文心雕龙》在古代史评史上的地位

我国古代文史兼评的理论著作,有三部最为著名,那就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和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书是文史兼论,自不待说,题目甚明;《史通》以论史为主,在古代文学评论史上也有杰出贡献;①唯有《文心雕龙》一书,一向被视为文学评论专著,其在古代史学评论上的重要地位则少为人所重视.其实,古代文史不分,所谓“文之将史,其流一焉”.②打开《文心雕龙》,它虽以论文为主,但它不仅     

简谈《史通》的“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刘知几撰《史通》是从史学的总体(史体)着笔,分正史、杂史两人类,正史归纳为“六家”,杂史析为“十流”。“六家”又总括为“二体”。“二体”以纪传为主,编年为辅,评述“二体”,贯穿《史通》全书。《史通》论述“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就“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言,大体包括以史核经揭穿经学的虚伪,赋于史学以理性的表现;抨击世家大族占据历史舞台,树立史家敢于直书的品格;针砭文弊,严正史学的体统等这几方面。由于刘知几不满于唐初贞观年间官修的六部史书,又不敢正面辄加批评,“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触排,无所顾忌”。因此,他的史学主张大都从批判这六部史书中曲折地表现出来。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说“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可谓破的之论。本文仅就《史通》的“指归”、“体统”,试作简谈,敬求匡正。     

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

唐代著名史学家、编辑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历来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学者黄山谷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清代学者黄叔琳说:刘知几《史通》一“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今人张舜徽教授说:“综观《史通》全书,……得与《文心雕龙》分途并驾,同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史通笺注》问世

由我校历史系副教授张振佩先生撰写的《史通笺注》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七十万言,分上下两册发行。《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721)的作品,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张振佩先生研治《史通》已历三十余年,“对其所见的各种版本以及对《史通》的评、释、笺、记等,无不认真研读,仔细推敲,探流溯源,求其本旨。近年来又博考京、沪、宁三市各大图书之馆藏善本,兼采前人及时贤众长,倾全力笺注《史通》”。     

文言句首“盖”字说略

文言句首“盖”字说略张家英文言散文句首常见“盖”字，《文心雕龙·章句》称为“发端之首唱”，《史通·内篇·浮词》称为“发语之端”。现代常用文史工具书如《辞源（修订本）》、《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将其用法归纳为副词、连词、发语词三类。本文考察了“...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关于我国古代史体的两点浅见——读《史通·二体》札记

我国古代历史书籍不但种类、数量浩繁,而且编纂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唐代的著名史学刘家知几所撰《史通》,对总结我国的史籍和史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史通》中的《六家》、《二体》篇把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类,即“六家”;把史籍体裁归结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根据记载历史的特点,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属于纪传体。很明显二体包括不了六家中的“尚书家”和“国语家”。那么,这两家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刘知几的尊法反儒思想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高宗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他在其主要著作《史通》一书中,以“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史通·自叙》以下引《史通》只注篇名)的批判精     

读《<史通>理论体系研究》

《<史通>理论体系研究》一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史通》系统地阐释了它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些独到之见，将有益于推进《史通》研究；是一部学术价值可贵之著。     

姜白石“令”体词调歌曲“倚声”手法探微

白石十七谱是宋词文学创作与音乐理论高度结合的宝贵实例。就中四首旁缀音谱的“令”体词调歌曲,系先有音乐“定腔”,后“倚声”填词之作,是研究宋词以文从乐手法的珍贵实证。依据《词论》“别是一家”的音乐文学体性论,姜夔《大乐议》的四声清浊主张以及张炎《词源》的歌词五音协律例证,可归纳、提炼出使文字四声五音与音阶清浊轻重相协谐的宋词“倚声”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四首词调歌曲的文乐关系展开逐字辨析,并以句拍为单位,实证以《词论》为代表的音乐文学理论,在宋词“倚声”填词实践中的艺术表现形式,最终回归《词论》《词源》对雅词协音不易、“知之者少”的文学判断。     

裴頠《崇有论》校释

裴頠字逸民,是晋朝的“名士”,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各政治派别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晋诸公赞》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照这个说法,《崇有论》共有两篇。《惠帝起居注》说:“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     

许著《刘知几评传》略说

许著《刘知几评传》略说任士英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传世名著《史通》，堪称不朽。知几为人风采独具，卓然不凡；为学则求通识、敢于疑古、惑经，所论“才、学、识”尤令后世艳称。对于刘知几及其思想的探喷，学界一直着墨颇丰。列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     

论王充的疾妄求实思想及对《史通》的影响

<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学术界的疑古求实的风气已经萌芽.孔子的名徒子贡就曾对古史中关于商纣王暴行的夸大描写表示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其后,孟子竟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结论。(《孟子·尽心下》)到了西汉,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古史记载作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在东汉老一辈学者中,著名的思想家桓谭在所作的《新论》中:“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案:以下所     

明刊批校本《刘子》跋析论

本文以明代《刘子》评校本中的吴骞跋文为切入点,以证《刘子》作者非刘昼也。又透过内证法,从“本之易学”、“思辩同法”、“体系与全书结构相同”、“关键字词之相通”等四项,细论《刘子》与《文心雕龙》二书相通,尤以“势”论、“权变”论与“神”论等说法车辙一致,验《刘子》即刘勰所作,再驳吴骞所提《刘子》作者为刘处元之说。     

《素问》校诂四则

考释《素问》疑难字词四则．认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斗而铸锥”的“锥”当作“垒睫”;《阴阳应象大论》“寒胜则浮”及《阴阳类论》“气浮不鼓”的“浮”当为“汪”的俗字之误;《脉解》“所谓甚则跃者”的“跃”当读作“旭”,《说文》训“行不正”;《素问·至真要大论》“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的“白”当训大,“白血出”犹白汗出,即大出血。     

《史通》外篇札记

[本文作者是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振佩先生。张先生生前撰有《史通笺注》、《史略笺证》《李义山评传》、《成吉思汗评传》、《岳武穆》、《左宗棠》、《守拙斋杂稿》、《学思札记》等多种著作。此文为校注《史通》时随手札记之作。原文尚涉及与友朋信札往复,谈文论史,述学论交,搜访秘籍,查考文献,训释名物,笺注典实等情况。兹仅摘录有关平议《史通》者为一篇,以飨世之治刘氏史学者。其中内篇部分及篇首所冠原序,已刊发于《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0月版),学者可以参阅。]     

《左传》中传说的文学特点——兼评“失之诬”说

《左传》的记事历来为各代文人所推崇,无论是历史家、还是散文家,都交口赞誉《左传》作者在叙事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如唐刘知几曰:“蓋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史通·模拟》)清刘熙载谓:“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文概》)明清时代,《左传》又是文章家指点人们写作的范本,冯李骅集评《左传》,概括其叙事之法有二十八种(《左绣·读左巵言》)。古代学者凭直觉,从史著或文章学的角度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