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字汇》释字体例对现代字典的影响

《字汇》是形义派字典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字典。它与《说文解字》、《玉篇》等字典共同对后世字典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在释字体例方面,《字汇》更有着特殊的贡献。在收字方面实行“正俗兼收”的原则;附录第一次达到全面的程度;字形严格遵循收字原则;注音一依《玉篇》,又有所发展;释义源流并蓄,但更重支流,读音义项比《玉篇》更加丰富。     

明代章回小说的女性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章回小说女性形象的演变表现如下：从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为代表的历史英雄、神魔侠义小说中的妖女形象,到《金瓶梅》《绣榻野史》为代表的艳情小说的淫妇形象,再到《章台柳》《山水情传》《鼓掌绝尘》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这表现了作者审美观的从神奇-日常-理想、女性观情欲观的从遵循-叛逆-皈依的发展过程。     

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

根据莫言20年前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而成的电影《暖》获了中外两项大奖,是因为其中很动情很人性的东西迎合了当今成年人的怀旧情绪;电影对小说中哑巴、瞎子的改编,使电影更具观赏性了;《白狗秋千架》之所以被莫言认为是部重要作品,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莫言才开始找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才开始发现"纯种""杂种"的文学用语;《红高粱》之所以能打动导演张艺谋,并非因故事新奇,而是因为小说所传达的张扬个性的思想打动了他;小说家没必要迎合影视导演而媚俗,好的小说未必就是好的电影脚本,小说与影视有密切联系,但又应是各行其道。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理想、希望和追求——张承志小说主题研究概述

张承志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他的小说,尤其是《心灵史》对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人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评论界褒贬不一.文章对评论界的一些看法予以梳理,以期读者更好地理解张承志.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大武》乐章篇目新考

《诗经·周颂》中的《昊天有成命》《时迈》《我将》三篇皆被部分学者认为属《大武》乐章之篇目。然而,从诗意的详细考辨入手,细致辨析各家说法,可以得出结论:《昊天有成命》《时迈》《我将》三篇都不属《大武》乐章,《大武》遗留乐章是否全在《周颂》,又各为哪些篇目,尚待进一步考查。     

《周易本义》简介

《周易本义》（李红著）于2009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共分三编：上编是《周易》经文,以传世通行本与马王堆帛书本逐卦对照,附以《彖传》、《象传》和《文言》;中编是《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上两编均有白话译释。下编则“是参悟《易》道和《周易》入门的知识”,有《悟（易）本相》、《读（易）举隅》及《读（易）入门》三篇。这三篇更能看出作者的见解。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     

论周芬伶的张爱玲研究

周芬伶的张爱玲研究一直力求完整地展现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各个方面。结合自身的散文创作体验,周芬伶对张爱玲的散文评价颇高。周芬伶从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发掘出来的六封家信及其对这些家信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成为日后完善张爱玲研究的重要依据。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和作家,在对张爱玲的研究过程中,周芬伶一直坚持从女性视角出发,形成许多独特的观点与感受。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西周青铜器铭文复音词构词法

在中国语法史、词汇史、文字学史的工作上,殷周时期的语言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对象。因为就今可见的确实可靠的语文资料来说,殷周时期是中国语言文献历史当中我们能够追溯的最早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语言事实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知道此后各个时期语言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和新的现象。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法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词转变,所以我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了解西周汉语复音构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