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参与社会治理：适应、困境和出路——以L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大地震中形色不一的NGO积极行动,为研究NGO参与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NGO与政府合作开展灾害治理,在互动过程中相互适应,同时NGO在此过程中也会面临多重困境。以L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在分析L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适应关系基础上,着重分析了L组织参与重建时面临的信任困境、理念困境、诉求困境、管理困境和适应性困境,在此基础上运用合作主义理论探讨了NGO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造。     

试论灾后重建过程中NGO与政府的合作模式建构——以陕西省妇源汇的实践为例

在中国,灾后重建过程通常是依靠国家行政系统的力量来实现的。但是随着近年来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受灾面积不断扩大,灾害后果不断加重,致使灾后重建的形势变得日趋严峻。每年因灾生成的大量灾民,加上原有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巨大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NGO组织的力量,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共同抗击自然灾害并完成灾后重建使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是,由于中国NGO组织的建设起步较晚,与政府的合作形态尚在磨合之中。究竟这种合作形态如何建构？主要的合作形式有哪几种？特别是这次＂5.12＂汶川大地震,以灾后重建为对象的互动形式和效果如何？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国NGO组织与政府合作应该选取哪些模式更为有效？显然,这是我国社会管理机构和NGO组织发展进程中都必须回答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福建自贸区建设背景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困境及对策

在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转变的过程中,政府逐步转变职能和执政方式,不再仅仅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未来的必然趋势。福建自贸区建设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有着重大意义。文章系统分析了福建省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认为法制体系不完善、社会组织发展自身的缺陷、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政府购买动力不足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并从健全法制保障、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的培育制度、健全评估机制、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规范财政预算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旨在提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代中国NGO公共服务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就是做好公共服务。NGO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政府是影响NGO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要为NGO提供健全的政策法规制度,注意提高NGO从业人员的政治地位,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不同组织之间,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和谐的社会态势。NGO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注意适应社会的需求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公众支持。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中的NGO：作用与启示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与有效维护离不开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对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这些NGO在本国相关政策研究、输出本国文化、引导国际舆论、为境外机构与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等方面有效弥补和增强了主权国家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能力。但大国格局下的NGO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如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法律监管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东道国和本国的双重利益损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海外利益实现了极大的拓展,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对此可以借鉴和吸取欧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注重NGO在保护我国海外利益中的作用,探索“政府+NGO”的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新模式,扶持服务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NGO发展,加强与国际NGO的合作。     

“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非政府组织建设路径研究

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推动了NGO的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NGO的参与不仅是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也是塑造良好形象、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效果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NGO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借鉴英、美、日三国政府如何培育NGO“走出去”的做法和经验,我国NGO的建设,在政府层面上,应加大支持力度,改善发展环境;在NGO层面上,应增强自我管理能力,推进能力建设;改善自我形象,获得认同与支持;建立多边互动机制,立足当地发展;建立国际网络,提升国际化水平。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管理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在项目规划、承接主体选择、流程运作管理以及监督评估等四个方面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指出过程管理缺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面临的巨大挑战,并提出公共服务项目选择、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互动、多元化监督管理、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五大机制的构建。以过程管理为突破口,以期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管理现代化的有效结合,为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我国农村NGO生成的体制起因探究

以经济理论为思维工具,分析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以及农村NGO以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属性优势,对弥补＂双重失灵＂发挥的积极作用,阐述农村NGO成为市场与政府以外资源配置的新方式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以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从构筑新型的农村社会组织、营造农村新型的体制规范和秩序、培育农村社会的新型公民主体、凝练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等层面,发掘农村NGO产生的内在机理,解读我国农村NGO的逐渐兴起是新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公共服务型政府视野中城市社区养老合作共治模式——以南京市玄武区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无法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老龄化呼吁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加快发展。通过分析南京市玄武区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状况,对比分析我国现有的3种养老模式,得出在公共服务型政府视野中,以社区为主体,由政府、社区、市场、家庭和非政府组织(NGO)共治的养老模式是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促进政府由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西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变迁的理论考察:三个阶段的划分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边界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要清楚地界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必然意味着做出某一种理论选择。基于西方学者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演进,可将西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划分为三个阶段:较为被动的守夜人式政府、能动的福利国家式政府、理性的多元合作政府。同时,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演进过程,也是伴随着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与发育。     

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代表的民间组织起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体现在:民间秩序是法治秩序的基础,民间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实现“善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民间组织可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桥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障碍 及其解决:以云南为例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云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为例,通过2009年7—8月间对昆明市、瑞丽市以及个旧市的实地调研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内部治理、社会企业模式、伞状网络、志愿者动员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分布地域不均衡、资源浪费、很难获取合法身份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首先鼓励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进一步让非政府组织地域分布合理化;其次,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再次,通过枢纽型非政府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让已登记注册以及无法或不愿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公平的资源竞争和共享机制。总之,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能有效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进而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国外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一个归纳性研究述评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是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当性，即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何以必要；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即二者存在怎样的博弈关系；如何对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管理，即存在哪些问题和相应的对策。     

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了多元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带来社会失衡,应用法社会学理论研究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民间组织能够反映"社会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架起公共权利和民间社会的互动桥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西部地区民间组织发育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防止社会动荡和危机。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探析——基于对山东省非政府组织（2008—2012）的考察

非政府组织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根源于自身的特性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非政府组织少了＂尖锐性＂和＂对抗性＂,多了＂补充性＂和＂调和性＂,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灵活多样性和及时有效性,以及大众参与的优势。对山东省非政府组织（2008—2012）发展的考察分析表明,在对待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上,必须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不可盲目地套用西方理论加以简单化的评判。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其成长是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一个漫长过程。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得益于自身、政府、社会和公众等多方面的系统跟进,任何一方缺位,都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积极作用的发挥。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分析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