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自创立的。在这条正确道路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态度究竟如何?它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想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作一初步探讨。(一)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完全失败,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前夕,在这一时期中,共产国际虽然强调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但其根本方针却是发动以中心城市为主的工农武装暴动,以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错误地反对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多次强调,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基本的、内在的社会经济内容”,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大胆而坚决地贸彻执行武装工农群众的政策”。大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是否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

关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立场,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共产国际在主导思想上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是抵制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结果。这种观点在国内史学界流行;(二)共产国际没有坚持城市中     

试比较“海德格尔I”与“海德格尔Ⅱ”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尤其是1930年以后,他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思索重点也有了一定变化。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与前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转向”,准确地说是对前期思想的拓展与升华,“此在”、“存在”、“存在者”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问题也始终是海德格尔坚持的哲学的最根本问题。     

罪恶的渊薮,还是文明的阶梯?——1900-1930年代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论析

1900-1930年代,“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之声此起彼伏,持此观点的人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这种思潮既包含许多对当下中国城市化运动富有启迪的思想内核,但更主要地反映了传统农业文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制,并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城市社区管理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城市既是国家人口、经济、政治聚集中心,也是科学、文化教育的聚集中心,其活动是以社区为载体的。为此,要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真正体现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重要思想。     

在完善功能提升品位中打造特色城市

同共和国成长步伐一样,黄山市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重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特别是步入新世纪后的崭新时代。当年以黄山东路、新安北路和延安路等“三路改造工程”为标志,拉开了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的序幕,奏响了城市旧城改造的号角。2003年以来,城市建设步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中心城区按照“拉开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味、塑造城市特色、加强城市管理”的发展战略,     

广西“新民团”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1930年至1940年,新桂系在广西大规模编练“新民团”,使之成为独具特色、功能齐全的民众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民团”在广西的征兵、征工、保卫和巩固大后方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新民团”对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湖广民变与晚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广的武昌、汉阳、荆州、襄阳、黄州、承天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市镇,连续发生以生员、商人、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民变,并且得到当地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同一时期类似的民变也发生在山东临清、南直苏州,及江西、广东、浙江的多处城市。究其起因,在社会财富日渐积累、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大量白银通过走私贸易进入国内市场的形势下,以万历皇帝为中心的皇室、以御马监为代表的宦官和中下级赋闲军官和地方闲杂人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群体,结成了松散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城市“乡官士民”进行的一次剥夺。其后果,既唤醒了“人性”中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和一夜暴富的财富欲,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道德约束和良知底线,以及“乡官士民”对明朝廷的“恒心”。     

“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发展观的三重逻辑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继承与发展。正确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需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逻辑进行整体诠释,全面把握该主题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布局。城市发展自“物本”到“人本”的理论逻辑,在认识和价值两方面深刻阐释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城市发展自“时间”到“空间”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变迁过程和城市治理全球视野的契合点,不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遵循,而且为解决世界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实现了城市发展自“愿景”到“现实”实践逻辑的转变,也诠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意蕴。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创作成因的考察——纪念柔石烈士牺牲60周年

柔石在“左联”五烈士中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突出的,特别是他的小说艺术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他从1921年参加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创作,至1930年参加“左联”前后的10年期间,如果说《二月》代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为奴隶的母亲》则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品。 《为奴隶的母亲》完成于1930年1月20日。小说反映的浙东地区典妻风俗,如果出     

1927～1930年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外的重重困难,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早期(1927～1930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并将革命不断引向胜利.对革命道路的创新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核心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受到战争的强烈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区域,打破了1920年代的北京和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的单一文学中心格局,形成多中心的文学体制.不同区域内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文学期刊呈现不同面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其领导及影响下的文学力量也随之改变.     

“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特色的批评家,“明目张胆”地用“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作家论之批评宗旨的李长之,在“感情的型”的美学尺度下,以情感体验中的审美感知与兼容理智的作家批评实戡,标示出他1930年代作家论写作的独特魅力。显然,李长之所建构的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识力并行不悖的作家批评范式,在丰富和拓展1930年代作家论的批评内涵的同时,亦对当时的作家论写作具有一定的体式意义。     

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问题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以前有若干论文发表.他们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虽在对具体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已趋向统一.下面笔者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党史研究》曾发表一篇文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问题》文中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才是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但现在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应是1930年前后,形成这一基本理论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朝鲜“主体思想”考察

为了研究东北亚的政治经济,我们特地去朝鲜进行了短期考察。“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和整个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朝鲜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理论,因此,我们首先就朝鲜“主体思想”进行一些评价和分析。一、金日成主体思想的产生主体思想的创始人是朝鲜劳动党的创建人金日成。现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指出,主体思想就是金日成主义。朝鲜人把金日成创立主体思想的时间追溯得很远,认为这一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金日成提出并成为当时革命的指导思想。据说1930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中国东北卡伦举行了朝鲜革命者参加的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邓小平动力体系理论对列宁思想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需要一定的推动力。列宁提出两种新经济政策动力体系一种以粮食税为主导性的动力措施;一种以发展商业为“主要环节”的设想。邓小平提出三个动力体系措施一是以“责任制”为基本内容;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是以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市场机制的作用力连体运作。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从而实现了一次经济增长动力体系思想的跃迁。     

法治视角下的西部农民“贫困”问题

一、关于“法治贫困”广大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乡土社会”,是“民间法”盛行的地区。费孝通先生讲“乡土社会是‘礼法’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 ,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 。在西部 ,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契约思想的价值结构是以惧法尚情为典型的 ,主要表现为 :(1 )解纷机制中的“贱讼”、“耻讼”心态。西部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将农民束缚于一个狭隘的社会环境中 ,这要求人们间的和谐相处和维护“家丑不可外扬”的集体荣誉 ,从而使利益之争受到压抑、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手段受到鄙视。因此 ,民众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愿望低于城市人…     

关于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若干问题的探讨

1983年5月,唐山市实行“市管县”的试点,把唐山专区的十个县划归唐山市领导。实行市管县的目的是解决“条条”与“块块”的矛盾。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这对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这里仅就初步想到的几点,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实行“市管县”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的意义 早在1949午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7页)实行市管县,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对毛泽东同志“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政策经历了由主张城市武装起义到开始注意农村游击战争、城乡斗争并重实际上支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再到初步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客观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对区域全周期治理的营造与影响——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动态考察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