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思想的阐释

太虚大师是近代著名的大德高僧、佛教思想家和改革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革兴运动,到处弘法传教、兴办教育、住持寺庙。更重要的是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佛学思想,这是贯穿太虚大师佛教革兴始终的基本精神,至今对佛教的发展还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对太虚大师本人及其人间佛教的思想全面深入地了解,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是很有价值的。     

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思想的阐释

太虚大师是近代著名的大德高僧、佛教思想家和改革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革兴运动,到处弘法传教、兴办教育、住持寺庙.更重要的是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佛学思想,这是贯穿太虚大师佛教革兴始终的基本精神,至今对佛教的发展还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对太虚大师本人及其人间佛教的思想全面深入地了解,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是很有价值的.     

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人间性的佛教底蕴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他所有僧制著作中最完整、最精深、最详细的一部,是研究太虚僧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目前对太虚思想的研究,往往过多关注太虚人间性的一面,多论述其领导中国近代佛教如何吸收新思想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太虚作为一代高僧,其佛教信仰和佛学修养在人生观中的重要地位。而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实际上就是在他深厚佛教底蕴的基础上,讨论了佛教在人间的问题。     

大乘振兴的突破口——《真现实论》对世出世间法的现代融通

《真现实论》,一名《现实主义》,以融贯佛法破摄世学为内容,是为体系构造之始、人生佛教系统的理论前奏,实属太虚思想演进史研究的关钥。认知上有两种确定性,经验的与知性的,作者据佛教认知特质,抉择经验、人生之现实以为佛学与世学的结合部,鼓励由寻常经验进至圣者现观,增进人生而达贤人超人超超人。这一佛学知识论与人生观构想,正是太虚为大乘佛法振兴打开的突破口。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微言寻变——民国时期佛教革新派论社会与社会主义

文章对民国时期以太虚为首的佛教革新派的社会观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有借社会主义改造旧佛学的意图。他们对各派社会主义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并作了相应的评价。但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认为佛学高于一切。最后,其对社会主义的谈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压制而被迫停止。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巨赞对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

巨赞主要从救教救世革命精神的承袭、对僧尼现实人生关怀的角度对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进行实践,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佛教改革思路的摸索与尝试,为大陆佛教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有益探索——略论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及他方净土思想

民国时期,社会纷乱不息,著名高僧太虚大师通过"人间佛教"理论提出了如何使社会和谐的医治处方.七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上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本文通过对太虚"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理论的回顾,力图追索出其思想深层理论脉络的特点.认为,太虚的"人间佛教"阐释其佛教人生观与"人间净土"的背后,其理论依据是其世界观——唯识论,故而"真现实"思想成为太虚佛教思想的核心.在梳理太虚"人间净土"思想之余,本文还考察了他的弥勒净土思想,并尝试对这两种净土理论的关系作出一些新的解读.     

归太虚而成圣人——大盐中斋的太虚境界探析

大盐中斋在思想学术上以阳明学为立足点,兼收程朱,其思想以＂太虚＂为核心,归太虚就是要遵从天地万物之理,成就圣人境界。要归太虚,必须致良知;而良知为气质所拘束,只有变化气质,消除气拘物蔽,达观生死,才能使心复归太虚本体,真正达到致良知;与致良知相对而言,去虚伪也是归太虚的一个方法,即祛除人欲虚妄以显现灵明良知。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天台智者“一念三千”到王昌龄“意境”说

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笔下,生灭示现之＂意＂与圆妙具足之＂境＂,两者非生非含、无前无后、互具无痕,其＂一念三千＂有关意念与境界的联合表述、浑融为一的本义推演,呈现出＂意境＂组合的雏形。天台智者的天才创意,开启了王昌龄等后学文士的＂意境＂思维法门,前者以佛理导入,后者在文意上定格,先后绘就了玄妙深绝、了无阻碍、不可思议的诗意图景。     

论清代台阁诗人——陈廷敬——兼及古人做官与做诗的关系

清康熙帝称陈廷敬“姚房比雅韵”,史称陈廷敬为“燕许大手笔”,都以陈氏为“台阁”诗人优秀之选。陈氏一生为做官而做诗,长期处于做官与做诗的矛盾之中,不断地戒诗,又不断地做诗,从而在官越做越大的同时,“诗未因官减”,并不时在“颇觉风流似牧之”的诗人感受中写下优秀的诗篇,使其作为诗人的成就,并高官、理学而三,在清诗中自成一家,尤能于清代台阁诗人中独领风骚。     

永明延寿禅师的著述及思想略论

永明延寿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人物。他一生"禅净兼修"、"禅戒并重",且著述颇丰。其著述集中表达了他的佛教思想及其理论主张,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影响。     

人间佛教视阈中的"生产化"与"学术化"——巨赞佛教改革思想论

巨赞提出"生产化"与"学术化"的佛教改革思想,不但揭示了佛教徒参与生产劳动、重视佛教教理对维系佛教生存的重要性,还代表了现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是从太虚到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发展逻辑"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     

瞥见庄生真面目——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庄子观评析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以＂艺术精神＂诠释庄子,发前人所未发,也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实,只有了解了徐复观对中国文化做＂现代的疏释＂的整体理路,才可能进入徐复观的语境和思想世界。徐复观所谓对庄子的＂再发现＂的实质是将庄子所成就的＂虚静的人生＂推进到＂艺术的人生＂。徐复观准确把握了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一实质,通过会通庄子精神与艺术精神而悟到庄子的心就是艺术精神的主体,庄子之道的精神正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庄子之所＂成＂实乃艺术的人生。徐复观对庄子的这一＂再发现＂并没有误读庄子,正如他自己所言是＂瞥见庄生真面目＂,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平生心事向玄关——徐铉与道教

徐铉是宋初名臣，与道教关系密切。由于地域和政治的原因，徐铉与茅山上清道教颇有渊源。在思想上，徐铉的儒家立场是首要的，但道教理念仍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他通过“教化”将二者调和统一。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有儒家的因素，也有道教自身从唐以来的传统。道教理念对徐铉的影响，既体现在希求退隐的人生观上，也波及到文学创作。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