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胡适鲁迅对苏俄的态度

一、胡鲁"合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和鲁迅因价值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但,饶有意味的是,就在20年代中后期,对胡适来说是1926年,对鲁迅来讲是1927年,分道扬镳的他们在各自的思想路线图上却意外地出现了"合辙",即他们一致表现出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趋同,认肯它的制度和政治试验.     

立场观念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鲁迅二人与胡适的一次交锋

1933年,围绕抗日问题,瞿秋白、鲁迅二人以杂文为武器与胡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本文通过分析这场交锋发生的历史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下认真梳理了双方思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思路,认为这次交锋正确的一方在瞿秋白、鲁迅一边。尽管胡适在抗战期间也做了不少工作以尽国民之责任,但在1933年这件事上,他的愚蠢荒唐是不可原谅的。     

革命与否——兼谈鲁迅与胡适对革命的态度

引子 久远的不说．只说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好像100年都是在“闹革命”——闹政治上的革命，闹经济上的革命；即使是上世纪后20余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无疑也不能不算是一场革命。因此，今天已经富起来，其中包括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些人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这当然是理由。今后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自然是由人们自己来抉择。但如果我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就要连上个世纪乃至更久远的革命也一概反对，似乎不能算是理性的态度。     

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四”前后,胡适和鲁迅因个人主义理解上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启蒙路向。鲁迅从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发现了新形式的专制,在对科学的崇拜中发现了新的迷信,由此为避免独异个人的无谓牺牲而引申出国民性改造的内涵,透露出强烈的精英意味。胡适则号召每个人都能一面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另一面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中国人的真正启蒙,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但在对启蒙者个人历史地位、作用的设定方面,胡适和鲁迅却又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支配下,对个人主义做着相似的填充。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把同为戏曲“门外汉”的胡适放在鲁迅批判“旧戏”以及鲁迅与梅兰芳是非曲直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比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鲁迅和胡适都曾对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旧戏”持鲜明的批判态度。鲁迅认为,中国“旧戏”太陈旧,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在以"改良旧戏和创造新戏"为指向的中国现代戏剧改良运动中,鲁迅和胡适都曾对中国传统"旧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个人性格、审美旨趣、处世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鲁迅的批判呈现浓重的"个人批判"色彩,而胡适则采取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态度。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学"随"术"变的当代传统——以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为例

"'学'随'术'变"不仅是中国经学史的特点,同样也渗透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如果对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做一个历时性考察的话,这一特点就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胡适思想批判"的产物,紧密追随政治形势进行的鲁胡比较工作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学术界逐渐改变一味尊鲁贬胡的习惯,在逐步祛除强加在胡适身上的不实之辞的同时,也褪去鲁迅身上附着的政治釉彩.90年代以来,研究界更趋向多元化,对胡适的渐进式改良有了更多的认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变迁的大致脉络在鲁胡比较研究的课题中隐约可见.     

鲁迅的贵族精神与胡适的平民精神——从现代性审视的文学思潮

启蒙主义有平民文化传统和贵族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五四"启蒙主义也有平民精神和贵族精神的分野.鲁迅是贵族精神的代表,而胡适是平民精神的代表.鲁迅突出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诉求,他注重国民性的批判和灵魂的觉醒.胡适突出了社会平等的精神,他注重平民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五四"启蒙主义的主流是平民精神,贵族精神弱小,但它们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自由意志及其陷阱——对鲁迅生命意识的双向分析

鲁迅的思想个性根植于其青年时代的思想选择。在普遍崇尚物质、制度的时代氛围中,青年鲁迅选择了生命主义———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成为鲁迅的思想轴心,是鲁迅一生求索、反抗、战斗的精神动力,铸就了他思想巨人的风采。同时,也造成了专断、霸道的性格局限。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的情报活动——以1917～1922年为中心

本文选择1917～1922年时段,探讨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所开展的情报活动.文章较详细地分析了英国以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基地进行情报活动的背景、网络、传送及其影响,并讨论了此情报活动的所获与不足.     

理智审视同感情拥抱的合与离——对鲁迅与前苏联文学关系的理解

鲁迅对前苏联文学总体拥护的同时 ,对待具体创作、具体流派上又呈现出复杂的态度。在理智层面上 ,他认为前苏联文学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所必需 ;在感情层面上 ,他对“同路人”文学的艺术性情有独钟 ,尽管对其思想倾向亦不乏批评。他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那里 ,而不是从列宁、斯大林和其他正统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那里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鲁迅的文艺思想更接近恩格斯 ,而与列宁有疏离之处。鲁迅是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那里迫近并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困境与“政治鲁迅”的突围——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一种新动向的考察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虽不乏创新成果,但重复性、细小化、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来,有几位年轻学者提出"政治鲁迅"的口号,试图改变鲁迅研究的困顿状态,但目前来看,他们有创新性成果,但还没有达到改变鲁迅研究范式的高度。尽管如此,这一口号给沉闷的鲁迅研究界带来了活力,其前景值得期待。     

国民性、主体性、功能性的错综与纠缠——鲁迅对东亚封建宗法伦理中皇权思想的反思

在鲁迅看来,皇权思想与国民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东亚,日本的皇权思想主要造成了主体性丧失问题,中国的皇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国民性问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主体性问题。而这也使鲁迅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对皇权的批判。但他的困境在于:皇权思想不但造成国民性问题,融入国民个体的灵魂,而且其所行使的功能性也融入了整个国家和现代化运动的灵魂。     

社会主义史上关于党的领导作用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对党的领导作用认识的创新

列宁在领导苏俄人民赢得国内战争的过程中,对党的领导作用有了创新性认识.他指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未有消亡的趋势,而且由于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党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他提出了“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就不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还提出了党领导红军和领导国内战争的思想.这是列宁从苏俄当时的条件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领导作用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是社会主义史上关于党的领导作用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     

传统义利思想的价值取向及现代转换——兼论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过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长期论争.考察我国传统义利思想的历史进程,明辩其价值取向,有助于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求的价值观念,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的宪政思想探源——"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主权视角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红色革命政权"时起,就受到了"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直接影响,也开启了探索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与实践.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存于苏维埃政权之内的特殊国情,创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苏维埃"政制,后来演变为"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它发挥了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政治作用.由于一党制条件下缺乏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苏俄国家政治生活中曾反复出现"党""国"不分、"以党治国"等严重后果.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经执政就开始了分权制衡一国之内最高政治统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试图对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展开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并集中体现于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政制设计与实践中,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泛起而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独立自主地展开一党制条件下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它是列宁提出的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宪政思想的继续与发展,并对当下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这两位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康梁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围绕《新学伪经考》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