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创作年代的再考证

学术史上对于<老子>成书年代历来多有各异之论.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日益精细化,今天已经完全能够对<老子>一书的创作年代做出较为明确的回答.<老子>主体内容的编定问世的年代在<孟子>之后,<管子>之前,具体年份为公元前300年左右.     

《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

<尧典>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殷墟甲骨文的相关记载表明<尧典>确实保存了商代以前的天文历法知识.至少在战国以前,<尧典>已有了流传较广的定本.<尧典>记载的四时星象是"昏中星".以往中外学者使用赤道方法计算<尧典>星象的天文年代,然而西汉以前盛行盖天说,采用赤道方法并不适宜.今据有关文献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尧典>昏星赤经,求解其年代距今4200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从《广西百科全书》到《广西大百科全书》

<广西大百科全书>不是<广西百科全书>的修订本,从成书规模看是量变引起质变,从条目框架看是重建地方知识体系,从内容选择看达到较为理想的记述深度,从图照配置看达到现代出版物图文并茂的要求.<广西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实现高速度、高质量,要依靠党委、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各界力量,迅速推进编纂工作;要依靠集体智慧,开展科研攻关和协作,化解各种技术难题;要加强质量管理,层层严格把关.     

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与<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有一定关联.现存文献揭示,嘉靖初年的一批著名文人学士是<水浒传>的最早评论者,也是<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者,<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之说有文献依据.明末人张丑所著录的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可以肯定在万历年间流传过,但是否为文征明手书却难以断定.即使确系文征明手书,也不可能是其20岁至30岁时所书,甚至不可能是其嘉靖二年做翰林待诏之前所书,而只可能是其嘉靖五年致仕后所书.由于其致仕后赋闲家居33年,晚年仍能书写蝇头小楷,故这一时段的任何时期他都可能用小楷书写<水浒传>.这一信息就<水浒传>的早期传播而言,意义是有限的.     

徐、利译《几何原本》若干史实新证

<几何原本>翻译的时间断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主要原因在于对<几何原本>的成书背景与过程认识上有分歧.<几何原本>的成书过程,包含了中国士人对于西方数学知识的了解和利玛窦传教路线的确定等问题.徐光启、利玛窦译<几何原本>的不同版次和研究专著的数量分析表明:该书的版本流传激起了时人和后人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反省和深入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佚文考说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书后不久即为杜谔<春秋会义>所征引,可见此书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除杜谔<春秋会义>外,其他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吴澄<春秋纂言>、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宋元人著述中也时见征引.兹综加辑考,并参以孙觉<春秋经解>,凡得<春秋经社要义>佚文五十七条.<春秋经社要义>的体例大概是先分门别类,再悉列同类例相关经文,然后加以综合解说.<春秋经社要义>受到啖赵学派影响,会通三传而不专主一家,于三传、啖、赵以及胡瑗、孙复皆有取有弃.<春秋经社要义>与<春秋经解>不是同时的作品,它们代表的是孙觉青年和晚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其间有延续,有深化,也有改易修正.     

论刘向《列女传》的成书原因

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成书于汉成帝永始元年.文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启迪人们认识社会道德准则和言行规范,其教化作用与讽喻功能是<列女传>成书之根本原因.成帝荒淫、后妃逾礼是<列女传>成书的政治原因.刘向一生经历西汉宣、元、成帝三代君主,历尽仕途的波澜曲折,难有政治作为.他坎坷的人生际遇,直接促成了<列女传>产生.     

《表记》《缁衣》引《诗》考

<礼记>当中的<表记>和<缁衣>两篇共引<诗>42处,呈现出量大而广、反复引证以及喜引<风><雅>的引用特点.引<诗>过程中,方法多样,本义、喻义、断章取义,交织运用,为后世文学用典开辟了道路.     

《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

(杜嗣先墓志)记载了杜嗣先本人的生平活动以及<兔园策府>成书的时间.杜嗣先生前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其著作<兔园策府>撰写于七世纪中叶.<兔园策府>很可能在八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流播,是唐代中日"书籍之路"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