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著述又考

江文通文章诗赋,并美兼工,为当时文坛卓尔名家.余习读《江文通集》,尝撰成《江淹诗文系年考辨》等文,对前人误考及失考之江淹诗文进行系年探讨.今复撰此篇,以供研究江淹者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一、《奏记诣南徐州新安王》江淹《自序》:“为南徐州新安王从事,奉朝请。”《梁书·江淹传》:“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奏记即文通为新安王从事期间作.稽之《宋书》,刘宋时封新安王者有二:一为新安王子鸾,孝武帝第八子;一为新安王延年,建平王景素子.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

晚唐时期著名的古文家孙樵的生平事迹,除见于其文集《自序》外,典籍所载甚少。新旧《唐书》均无传。《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六月,“进士(孙樵大中九年登进士第,此称“进士”,误)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撰。……”此盖节录孙樵《复佛寺奏》文,其余亦不见载。此后目录书籍所记孙樵生平,多源于《自序》。据孙樵《自序》及其文集所反映之情况,可知孙樵出身于“代袭簪缨”的官僚家庭,关东某地人。家中有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幼而工文”。开     

评朱庭珍的《筱园诗话》

朱庭珍,字筱园,云南石屏人.近代诗人、诗论家.已刊出的诗作有《穆清堂集》及续集,诗论有《筱园诗话》.他本人在《穆清堂诗钞自序》中说:“自束发受书,即解声韵,视诗如性命,为之垂四十年”(《石屏县志》第二十一卷).足见他对诗的执着追求.他的同时代人陈灿评他的诗:“思愈清妙,笔愈奇峭,才气愈跌宕纵横,而初无惨淡经营之迹,盖锻炼之极归于自然,……筱国自(?)角以诗名当代名公,钜手一见为之心折,而遇弥穷诗乃弥工.”(《石屏县志》第二十一卷)《石屏县志》对他的评价是:诗才敏捷,博洽今古,名动一时.可以看出,他的诗作确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他的卓著的才能,并不是表现于他的诗歌创作,而是表现于他的诗歌理论的建树.当他还不满二十四岁的时候,便完成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诗专著《筱园诗话》,象这样     

笃志博学 勤劬钩玄——试评《彭桂萼传》及杨宝康的史学成就

在我国的《文章学》中，“传”是史体之一，或单称“传”，乃是用于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指出“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四库全书》载有“传记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崇尚朴实、雅洁。它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胡震亨的家世生平及其著述考略

明朝后期研究唐诗文学者,当推海盐胡震亨为巨擘.他以个人一生精力,搜集评定唐人诗集,成《唐音统签》一千○三十三卷.后来清朝官修《全唐诗》,即以《唐音统签》及季沧苇《全唐诗》合校而成.胡氏于学术方面贡献很广,自己校刻并帮助汲古阁主人毛晋编定校刻大量书籍,“凡海虞毛氏书多震亨所编定也”.当时人称其“抱经济之长才,作文章之巨手”;稍后则有人誉之为“淹雅而饶著作,为江表学府”;到近人张元济先生推崇为海盐县“第一读书种子”.这些都非溢美之词.但令人遗憾者,除有关方志外,胡氏竟无传状志铭传世.《明史》无传,《列朝诗集》、《天启崇祯两朝遗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五色笔”的继承与差异——江淹、郭璞创作之比较

《诗品》和《南史.江淹传》中,一支“五色笔”奇妙地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大诗人郭璞和江淹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同样怀抱“五色笔”的二人在创作上却既有继承又有差异：笔下色彩同样艳丽缤纷,但却是前者明亮后者朦胧;选择的意象同样奇幻,但却是前者飘逸后者虚渺;蕴含的情感同样忧郁,但却是前者痛苦后者绝望。一支五色笔,揭示出的不仅仅是郭、江两人创作上的联系,更是两人文化意义上的承袭与嬗变。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题材相同 各有所本——浅谈《金云翘传》并非本于《型世言》

青心才人《金云翘传》主架王翠翘故事及其形像,杨晓莲女士文章《论<金云翘传>的传承及主题思想》,说是缘于徐学谟《王翘儿传》,同其他有关王翠翘的作品关涉不多。但是,有研究家指称青心才人小说系“本于”《三刻拍案惊奇》(《型世言》、《幻影》)第七回。 笔者同意杨文观点,并认为《金云翘传》与《型世言》第七回无承传关系。后者许多徐海情事采自徐学谟同时人、亦即王翠翘、徐海同时人茅坤所撰《纪剿徐海本末》;茅坤为胡宗     

汉代的通行证——传

传(读zhu6n)作为出入关门之用,已见于《周礼》,如《掌节》曰:“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郑玄注:“节为信耳,传说所赍操及所适。”贾公彦疏:“或有节无传,或有传无节,或节传俱无,则不得通达于天下者也。”可见此时的传还不是作为信物使用的(节才是信物),而是一种附属的说明文书,即说明所携的物资和所适的处所等情况,故《周礼·司关》“以节传出之”郑玄注“传,如今移过所文书。”后来传逐渐演变成为出入门关的凭证了,如《韩非子·说林上》:“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鸥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猷集释引门无子曰:“传,信也。以缯帛为之,出入关合信。”     

讀馬致远的剧作

一 馬致远是元代自树一帜,独具风格的剧作家,在艺术上影响較大。他的生卒年无法确指。据写于一三三○年的钟嗣成《录鬼簿》的“自序”,将他列在“前輩已死名公才人”里,推得他死于钟嗣成写自序之前。他自己写了[中呂粉蝶儿]曲,內有“至治华夷”句,知他在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三年尚健在,又推得他可能于一三三○年前不久。再据他的散曲,他的一生約可分为五十岁左右以前,基本上过死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为敦煌学研究贡一脔

一张澍,《清史稿·文苑传》有传①,仅寥寥二百二十余字,远不足以穹其底蕴。余寄居陇右,忽忽已二十又三年,循亭林顾氏“采山之铜”之义,于关陇文献每有涉猎,深感对于张氏应该有所发扬。盖第一、敦煌之学,为当代中外学者所艳称、所乐道,而欲究敦煌之学,须先明敦煌之学之背景与基础,即所谓“河西之学”者是。所谓“河西之学”,包括四郡、五凉、三秦与一夏,而以“五凉”为最根本。而张澍于二十八岁主讲兰山书院时,即曾成《五凉旧闻》四十卷,其自序谓“自汉武开闢,刺史宣化,名贤鹊     

读《文选》江淹诗文拾琐

《文选》卷二二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题下李善注引刘璠《梁典》曰: 江淹年二十,以五经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礼。这是研究江淹早年生平事迹而又未被引起普遍注意的一条重要资料。它表明江淹在二十     

《呐喊》的悲剧特色

《呐喊》的悲剧特色卢今一在《呐喊》中，具有悲剧性内涵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对此，作者为这本集子所作的“自序”中就已有所提示。“自序”中说，由于“未能忘却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不免呐喊几声”，又说“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     

在荆棘中寻找生命的支点——罗曼·罗兰《名人传》素材运用导航

《名人传》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人物传记,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双耳失聪却用“痛苦换来欢乐”的音乐家贝多芬、忧郁困顿而“愈受苦愈使我喜欢”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打破生活的安宁而“欲求真理”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不同的生命,相同的精彩。他们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却以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承受全人类苦难的博大情怀,为我们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命运之歌,永远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再论《长生殿》的主题

洪升在《长生殿》的《自序》和《例言》中一再申明:“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作者明白道出创作意图是以历史上的“天宝遗事”为题材,通过唐明皇扬贵妃“钗盒情缘”由生入死,由死而生的故事情节,来展示“在帝王家罕有”,“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第一出·传慨》)的不渝的爱情。     

《毛传》释义条例补述

前代学者对《毛传》释义条例的探求,做过大量工作,他们的阐发非常赡富。我在这方面也想作些努力,平时温寻经传疏注,发现有些类例好象前人还未谈及,就把它记录下来,辑成下面几条。现不揣冒昧,献给海内贤达,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传》文单字不是释《经》文单字,而是两字连读以释《经》意《大雅·绵》;“捄之陑陑”,《传》:“捄(?)也。”按,捄为捊,(?)为器名。《传》不是释捄为(?),而是捄(?)连读,即《笺》所申说的“捊聚壤土盛之以(?)。”《大雅·大明》:“会朝清明”,《传》:“会甲也。”孙毓误读作“会,甲也”,并以此讥弹毛不应以“甲”释“会”。实则《传》是会甲连读,补出“会”的宾语。孔颖达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