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简易程序的启发

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 <布莱克法律辞典>称:"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它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一般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控辩双方都保持审慎而半公开的状态,各州对辩诉交易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研究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适用时应当符合相应条件,实施时应调整和加强审前程序,简化质证、辩论程序、简化判决书,同时应注意法制原则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原则对简易审的制约。     

论无罪推定原则

论无罪推定原则□王家田（一）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原则和制度，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在未被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判定有罪之前，应推定（假定）其无罪。在封建专制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被告人在未确定有罪以前，就被作为罪犯对待，被告人不供...     

被害人对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选择权

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我国借鉴西方“辨诉交易”、“有罪答辩”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简化刑事普通程序的一项巨大举措。但是它的缺陷之一就是对被害人尤其是其对审判程序形式选择权利的忽视。被害人拥有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选择权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不光是在实践中,也要在立法上重视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特别要完善其对程序的否决权,并以此为契机,构建起兼顾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利益的和谐诉讼关系。     

美国死刑量刑程序研究

美国现代死刑制度以格雷格系列案为源头。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审查的焦点转向死刑的适用程序,并确立了一种两分式的死刑程序架构。即:死刑案件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又分为适格决定和选择决定两个环节。其中,通过适格决定,确定对被告人是否可以判处死刑。其功能旨在限制适用死刑的案件类型和被告人类型。选择决定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事实上应当被判处死刑?其功能则在于对个案中的特定被告人进行个别化的考量,以确定是判处终身监禁还是死刑。     

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移植及其意义

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又称有罪答辩、辩诉谈判、辩诉协议。辩诉交易在我国的移植有着充分的根由;辩诉交易移植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实践有着积极意义。     

略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指的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就自己是否有罪及罪行轻重进行当庭的最后辩护的权利。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可以说,被告人法庭审理阶段中的最后陈述权是一项重要的、法定的诉讼权利,然而从实践操作层面上来考察,就会发现对于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的态度并没有那么乐观。这种情况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     

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翻供

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有罪供述对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仅有被告人供述同时缺乏其他有罪证据相互印证,是被告人翻供的根本原因。要正确认识翻供的积极意义。被告人翻供时应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来审查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出于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对于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被告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兼论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与控诉方和法院构成了诉讼三方.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刑事被告人与犯罪相联系,认为刑事被告人即是在提起诉讼以后的一审审判阶段因实体性犯罪行为而受到指控的人.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还是刑事被告人,其究竟应为何人,原一审中的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是否还应是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明确.本文从刑事被告人概念入手,分析了刑事被告人身份确定的依据,认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并论证了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从而拓展了通常意义上刑事被告人的范围,以期促进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构建的科学化.     

影响激情犯罪量刑的正当性根据研究——以功能责任论为视角

激情犯罪问题受到一定的量刑因子影响,其背后有一定的责任理论作为正当性根据。功能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决定,是在通说的规范责任论基础上的进步观念。以功能责任论为视角对于激情犯罪的量刑受到影响的正当性进行分析,相较于之前的责任观念,更为凸显责任的社会机能,有利于从预防的角度,有力地支持激情犯罪量刑从轻或者减轻,对于激情犯罪问题在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得到从宽处罚的被告人仍有部分提出上诉,其中以量刑过重为由的投机型上诉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仍应全面保留,对于因不合理上诉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提升检察业务水平,加强沟通联系,强化释法说理工作,以减少被告人的不合理上诉,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限定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予了被告人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从宽,以激励其自愿认罪认罚.认罪被告人拥有上诉权不仅是对其个人权益的保护,而且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虽然认罪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审程序的推翻,但现阶段该制度发展并不完善,办案人员存在认识片面、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完全剥夺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不现实的.但从该制度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对认罪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定是完善该制度的内在要求.为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模式上,应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外部为被告人自愿作出认罪认罚完善相应保障条件,内部对上诉的理由进行列举式的规定,并合理地借鉴域外国家在相应制度下对被告人上诉权限制的规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严格责任抑或过错责任的追问--以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为视角

按照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奸淫幼女是故意犯罪,必须以明知幼女的年龄不满14周岁为条件,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这在理论和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奸淫幼女行为适用严格责任也并无不妥,这除了因为严格责任更有利于刑法保护幼女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外,还因为严格责任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无过错责任,不构成对过错责任原则的悖反,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质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排斥严格责任。     

德国法上名誉侵权的举证规则

在德国法上,关于名誉侵权存在着一套饶有特色的举证规则,即：原则上,原告对陈述虚假负有证明责任;如果涉及的是一项损害名誉的陈述,则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须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如果涉及一项侵害名誉的陈述,但是被告证明其加以公布是代表正当利益,则举证责任仍归于原告。通过＂代表正当利益＂抗辩,信息发布人尤其是媒体摆脱了沉重的举证负担,从而在报道公众关注事项上获得了更大空间。     

The effect of restricted and unrestricted verdict options on juror choice

Data on the effect of limiting the number of verdict options open to jurors on the probability of acquittal are reanalyzed. Strong support is found for a model which postulates that jurors' preferences are single peaked with respect to an underlying verdict severity continuum. Limited support is found for an anchoring effect in which the addition of new verdict options affects the perceived relative fairness of other verdict option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ingle-peakedness model is that some jurors will refuse to vote for conviction if the verdict (punishment) is seen as too harsh even though the defendant is perceived to be guilty of committing a crime.     

公诉权基本属性特征之定位——以客观性和追诉性为研究重点

客观性原则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其要求检察机关全面地收集能够认识案件真相的所有证据,而不仅仅局限于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这种对客观性的界定显然与马列主义哲学的客观性不同。对案件事实客观性的追求,不仅仅是公诉权的要求,也是侦查权、审判权乃至辩护权的要求。过于强调和要求公诉人对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关注,显然是封建有罪推定思想的遗毒。对公诉权而言,追诉性才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代表国家进行追诉活动才是公诉权的正确定位。     

无罪辩护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无罪辩护相比较罪轻辩护而言,由于其直接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个案中直接体现生命权、人身自由权是否将会被剥夺的问题,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无罪辩护还关系到律师"护法维权"群体形象的树立和我国的律师制度、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能否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法律赋予了辩护人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罪辩护难"的观念在律师界和学术界却早已形成共识.     

逻辑与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是"S是P"这种句式,他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是本身",因此,逻辑和形而上学是相通的。其间,"是"与"真"的联系至关重要。现代逻辑语义学的核心概念是"真",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真,因此,现在逻辑语义学与语言哲学也是相通的。运用不同的逻辑方法得出不同的结果,但都显示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密切关系。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或者说,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是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以贯之，“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校读

在对文本进行校释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老子>二十五章.关于章旨,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本章所论述的道的本质性状以及如何体道的问题,可归结为哲学意义上的"一"来理解.本文主要从"一"与"道"、"大"等的语源关系加以探讨;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法特征,即主词和宾词围绕同一中心语而递相推转.这种句式在表达其内容时,更强调开头的主词和末尾的宾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所谓"人法自然"或"王居其一",充分表明了王作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具备的体道精神.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先锋品质

本文以先锋品质为切入点,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进行了一番巡视,从中洞悉此阶段女性文学在艺术探索和主题表现方面的反叛色彩和创新特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先锋品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荒诞实验与黑暗王国的舞蹈、伊甸园的追寻、生命体验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