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与逻辑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上承清朝末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下启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民国风雨动荡的38年中,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迁,大致经历了民国前期的发轫与渐进、民国中期的发展与改革和民国后期的调整与拓展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并体现出以改革学制系统和重视义务教育为政策制定与选择的根本路径.同时,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框架体系日趋完善,并且始终把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放在首要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演进与思考

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教育政策水平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迁是党对变化中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环境所作反应的不断调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政策缺位及管理"真空"现象依然存在,有必要在考察原有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基础之上作出前瞻性思考。     

乡村振兴中农村基础教育的“空心化”困境及治理

农村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实证调研发现,农村教育扎根的社会基础正在转型变迁,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竞争、社会舆论的污名化评价与城乡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实之间相互耦合,共同驱动农村教师和学生的双向流出,乡土教育面临主体流失的“空心化”困境。该困境在导致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同时,留村师生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造成文化贫困的代际再生产和乡土教育公共性的式微。由此,应从农村基础教育成长的社会环境出发,加强政策层面的资源和制度供给,引入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灵活参与,使用数字赋能家校连接与合作等,多管齐下助推农村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     

义务教育发展政策变迁:制度分析与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义务教育经历了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政策变迁。政策变迁的原因是义务教育制度的稳定性、社会大环境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义务教育相关主体对利益极大化的追求三者之间持久的冲突。政策变迁虽已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历史欠账多、路径依赖性强、政策变迁滞缓时间长、制度缺陷多等原因,导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推进乏力。因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反哺农村教育,消解历史欠账,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强力推进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变迁,消除路径依赖;加强政策学习,缩短政策变迁滞缓时间;完善现有政策,弥补制度缺陷。     

国外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国外农村教育的发展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内容包括:实施全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通过立法和政策保证农村教育的发展;政府提供农村教育的经费支持;农村基础教育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农村非正规教育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等.     

布局调整:全面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有效路径

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是社会快速发展和社会大众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全面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实现的办法和路径也是众多的。其中,布局调整可能是一项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在布局调整中,辽宁省桓仁县"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探索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教育公平视角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分析

2007年,教育部在6所重点师范大学实行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为贫困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教师素质两方面充分体现了教育公平。但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潜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通过在选拔上做到严格和公平,有条件地扩大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试点范围,加大对免费师范生待遇投入等措施,最终优化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     

城市化与农村基础教育的应然性转变

城市化和教育互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城市化对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基础教育如果能够满足城市化的需求，就将极大地促进城市化进程。但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在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等方面都与城市化存在着不相适应之处，应该尽快转变，以推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来征地制度变迁、评价及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式日新月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农村的征地政策也进行着相应的变迁，并且有其相应的政策变迁背景。本文分析了中国征地政策变化的背景及路径，并对不同时期政策变迁的效果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旨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征地政策变迁和内部机理进行分析，以理清其演变的基本脉络和规律，进而分析出中国征地政策未来变革的基本取向。     

论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

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历经60余年变迁,其变迁动力来自于根本动力、基础动力、直接动力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深入认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动变规律。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