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受害者,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被害人参与诉讼作了规定,但在不同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相同.文章在对各主要国家刑事被害人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直接利害关系,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并对如何完善和解决我国的立法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平衡

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他们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论述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法律地位的变迁，指出实现诉讼中的权利平衡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规律；针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情况表明，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再认识

本文从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进行研究 :一是从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沿革的角度考证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总体把握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不断强化的发展过程 ;二是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出发 ,着重介绍欧美各国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揭示其共同的发展趋势 ;三是结合我国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被害诉讼地位进行合理定位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保障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刑罚的执行者、控诉者、证人到当事人，不同的诉讼地位决定了他在诉讼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权利的不完整，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因此，我国法律应从赋予被害人控诉权、量刑建议权、上诉权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对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提出，要想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就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来看，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才是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和救助的当务之急。     

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正义的天平也因此得以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纵观世界各个国家,维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一直是人权活动的主要方向,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相比之下,被害人权利保护或多或少地被立法者和研究者所忽视。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呼声日渐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因此,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论可转换的动态四方诉讼构造

刑事被害人从原初社会状态的惩(刑)罚执行者到犯罪起诉者,直至成为当下的社会旁观者,传统的"三角诉讼构造"将被害人搁置一边,对被害人的边缘化难辞其咎。搭建可转换的四方诉讼构造,能全面描述被害人与国家及被告人动态的多样化的关系,可以让被害人在需要在场的时候现身,在不需要在场的时候保持隐身,通过三角模型与四方模型的转换,让被害人有机会在刑事诉讼结构中现身,从根本上改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     

对否认“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伪命题的剖析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刑事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享有到了更多的诉讼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否定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的不当情形。本文试图指出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的否认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否定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不利于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不利于抚平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其违背了法制统一的要求,在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的大背景下,如何赋予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试论完善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不够完善。基于此,应当建立在被告人无法赔偿或无法完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承担民事赔偿的制度。法律还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精神赔偿的权利,以及被害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的直接上诉权,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诉讼权利,彰显法律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参与权的合理实现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国家属性,解决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刑事和解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没有有效反映出恢复性司法的设计初衷。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应加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参与权,这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回到恢复性司法的轨道上。但是,不能过度强调被害人意愿,刑事和解的进行应坚持国家主导。对此,应实行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有限回归,以刑事实体处分权作为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合理界限,以法益作为确定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标准,进而设定刑事和解合理的适用范围。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