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品位与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大量地出现在宋以后的戏剧之中.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观众的好恶势必影响甚至决定戏剧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由于中国传统的观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价值取向是大团圆,因此,戏剧作家就会更多地关注大众品位,其作品就会更乐于描写大团圆.只有这样,戏剧才能更好地体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艺术结构也是文学样式多样化原则的体现.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普遍形态,大量产生于元末明初之后,成为一种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其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层面分析,是接受者与创作者消愁补恨的社会心理的载体。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审美折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与第五折存在的合理性

王实甫的名杂剧《西厢记》自产生以来,历经七百多年,盛传不衰,成为我国古代戏剧文学中的一颗奇葩。其卓越之处,不胜枚举。但对第五本以张生高中状元,崔张最终完婚大团圆结局的处理手法,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明清时就有不少批评者对此深表不满。金圣叹批改《西厢记》时干脆把第五本一刀砍掉,以“草桥店惊梦”结束全剧;建国后,有些学者如徐朔方、王季思等认为,崔张的爱情只能是个悲剧,团圆结局的存在是缺少现实根据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从人物的性格、主题、情节发展等方面出发,论证了大团圆结局的合理性,认为第五本“张君瑞庄团     

何以不“团圆”——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结局是整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者思想的凝聚,是探索作家创作意图和衡量作家艺术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依赖偶然的因素获得悲喜逆转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和张恨水对于小说结局的处理抛弃了这种大团圆模式,热衷于以悲剧收场。他们认为,作品应该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悲剧因为更能调动情绪所以更易震撼人心。虽然二人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鲁迅在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而张恨水则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对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论才子佳人大团圆叙事模式的封建本性

才子佳人大团圆叙事模式作为封建叙事文学的经典形式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本文就它的几个基本要点即人物、情节、结局等问题展开讨论 ,试图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来探讨这一流行的文学样式与封建社会本身的共生关系 ,并说明才子佳人大团圆叙事模式是封建主义最高理想的艺术化体现 ,从而阐明其封建主义的本性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概述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丝绸之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进一步廓清丝绸之路文学的发端、演进和成熟的全过程,拟从文献学、比较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经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沿丝绸之路一带的中外各国及地区内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古代丝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依据它的这种特殊性,大致可将其分为散文、诗赋、说唱、戏剧、小说、神话传说及其他共七类。古代丝路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文学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简论儒家的文学观念与亚观念

儒家文学思想已经讨论得很多，而且都一致认为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就是儒家的文学观念。“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就是儒家文学观念的主要说法。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儒家文学观念有两面，即强调文学的道德性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追求艺术性，这样才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许多思想性与艺术性兼优的作品。     

散文与诗性——评陈剑晖新著《诗性散文》

<正>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指出:西方诗学是以戏剧为基础文类建立起来的,东方诗学——比如中国和日本的诗学——则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在叙事文学的基础上设想出一种诗学来"。由此说来,文学的文类、体裁对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文学的范畴内,西方多用戏剧文学、抒情文     

中国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简论

先秦时期,中国写海之作已陆续问世,海洋文学初露端倪。两汉魏晋南北朝,独立而完整的海洋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艺术表现力迅速提高。唐宋时期,中国海洋文学已初现繁荣景象,全面反映中国日益发展的海洋活动,题材丰富,诗词的海洋艺术表现已十分完美,创造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海洋审美意象。元明清时期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多,渐趋民间化,作品数量急增,海洋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受中国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影响,中国现代海洋文学在继承古代海洋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崭新面貌。     

"奇":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根本审美特征

“奇”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不断“美化”和“雅化”,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审美特征。在不同时代、不同小说家、理论家笔下,“奇”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奇”的含义,可以从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叙事、文章学等多个层面进行理解。     

叙事的诗意追问——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是从历史叙事而非神话叙事开始的,因此历史叙事理念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情结。而中国叙事文学的美学自觉,在一定层面上便成了摆脱这一情结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就是通过对史外史的审美追求,到超越史学文统的虚构性叙事文学观念的兴起,而最终落实为对俗世生存诗意的追问与经营。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解冻”思潮与伤痕戏剧的汇流——论新时期初期戏剧与前苏联影响

新时期初期中国的伤痕戏剧与 20世纪 50年代苏联戏剧及文学的“解冻”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是相似的社会发展情形和“解冻”思潮的直接影响,决定着新时期初期戏剧与苏联“解冻”思潮的汇流。苏联“解冻”思潮所强调的“写真实”、“人道主义”、“文学是人学”等观念和理论,对新时期初期戏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希腊与中国先秦叙事文学的比较研究

古希腊和中国叙事文学的渊源,一在神话,一在历史;由于叙事文学的渊源不同,从而影响了中、希早期叙事文学(史诗、小说、寓言)踏上不了同的发展途径,并在艺术上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色。     

文学史家闻一多

文学史家闻一多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 ,把校刊、训诂、考据等作为文学研究的“最下层”、“最基本”的工作。他对古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展作品和文学的发展过程、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气度恢宏 ,见解独特 ,令人瞩目。他善于把古代文学及其发展变化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之下 ,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等进行研究 ,以其斐然的成就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精神、态度、观点、方法和成就 ,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空间转移与古代情变文学叙事

从中国古代情变叙事文学中可以明显看出,空间转移是其情变的一个重要甚至直接的因素,因此构成情变文学的叙事动力。而返乡回家、进京或发迹他乡则成为两种主要的情变模式。导致情变的空间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空间转移与古代情变文学叙事

从中国古代情变叙事文学中可以明显看出,空间转移是其情变的一个重要甚至直接的因素,因此构成情变文学的叙事动力。而返乡回家、进京或发迹他乡则成为两种主要的情变模式。导致情变的空间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中国悲剧研究的困惑与思考

中国的悲剧研究极令人困惑:大团圆结局、悲剧英雄人格萎缩及向“礼”的屈服,被当代学人认定为中国悲剧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却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悲剧格格不入。悲剧作品把人类困境作为对象,但并不是涉及这种困境的都是悲剧作品,更关键的因素则是把握、支配悲剧题材的主体意识。中国戏剧之所以缺少悲剧感,中国的悲剧研究之所以不尽人意,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而这个解释的最终答案,则产生于传统中国文化中。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