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徭役述略

明代的卫所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单位,而是拥有一定辖区和固定人口的军事地理单位。明代辽东都司作为一个军事行政区域,其徭役制度建立在军事卫所体制基础之上,呈现出与腹里州县十分不同的特点来。对辽东卫所徭役制度的揭示,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明代军事卫所制度的全面、深入理解。     

也论明初耕地数和卫所制度——与张德信、林金树二同志商榷

也论明初耕地数和卫所制度———与张德信、林金树二同志商榷秦新林关于明初８５０万顷的耕地数，是明史研究者较多争论的一个问题。顾诚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明初耕地是分属于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的。也有人仅看到明初军屯田地这一方面，而未看到都司、卫所管辖的大片民田，...     

明代募兵制简论

<正> 募兵制是明代的重要军制。但多年来,在明史研究中,对这一问题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本文对此问题试作初步探讨。一、卫所军的衰朽和世军制度的崩溃明帝国建立伊始,创设了卫所制度。《明史·兵志》序云:“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为。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此为卫所制度之大纲。卫所军的编制是:一郡者设所,连郡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以及由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的不同阶段。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其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营建"大一统"的国家规模;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防范和牵制北方蒙古部。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因此将女真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又一部明代都司卫所研究专著问世——评《明代辽东都司》

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代辽东都司》一书,是杨旸同志在其所著《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一书出版后的又一部研究明代东北历史的重要著作。这两部专著是研究明代东北历史的姊妹篇,是杨旸同志长期以来,刻苦钻研、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为中国东北边疆史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东北驿站考

明朝在统一东北,建立都司、卫所地方政权的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理,积极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明代东北各路驿站,多系沿用辽、金、     

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之后,康熙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作为康熙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阶段,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共裁并卫所七十八个,主要集中于康熙二十六年与二十七年。二十六年京师与云南省卫所全裁,且贵州省的七个卫被改置为县;三十二年直隶省的六个卫也被改置为县。康熙三十二年之后,由于康熙帝怜惜百姓而再无卫所被裁并。经过康熙一朝的大力裁并,再加上之前顺治一朝的裁并,卫所裁并的数量已经占去整个清朝卫所数量的一大半,这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尤其是大规模的改卫所为府厅州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武举制度述略

武举制度始设于唐，确立于宋。至元代，废武举，专事荫袭。明朝时，又重开武举。在明朝选拔将帅的多种途径中，武举的地位不容忽视。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从明朝立国前后至宪宗朝，武举制度形同虚设。吴元年（1367年）．吴王朱元璋下令开武科取土，且规定“应武举者，光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①。后因战事紧急、前途未卜，朱元璋未能将之付诸实施。明朝立国后，性好猜忌的明太祖朱元津担心武将手握重兵、威胁皇权，因而对之大肆诛戮，并让武臣子弟入卫学、儒学学习儒家经典。在此背景下，武举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洪武二十年（13…     

明代南方五省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状况述论

本文对南方湖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明代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兴办的原因、目的 ,地方儒学和卫所、宣慰司、安抚司儒学的基本情况作了论述 ,并对其积极作用及历史局限性作了说明     

乾隆年间的卫所裁并

乾隆年间的卫所裁并始于元年,相对而言主要集中在十五年、二十四年与二十六年,自乾隆三十年以后,一直到六十年,再无卫所被裁并。乾隆十五年山西省卫所全裁,二十六年直隶省、甘肃省与四川省卫所全裁。乾隆年间,共有二十七个卫所被裁并,在所有被裁并的卫所中,有四个卫与一个所被改置为县,四个卫被改置为厅,共计九个卫、所被改置为行政区划单位。经过乾隆一朝,所有的无运卫所基本都被裁汰殆尽,剩下的卫所,除极个别的边区卫所,其余皆为漕运卫所,所以之后卫所的裁并进程便跟漕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至晚在公元前2世纪初,已经有能够讲授儒家经典的中国学者进入朝鲜半岛北部,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之始.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也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最早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儒学可能与谶纬卜筮关系密切.朝鲜半岛的儒学一直受"北学"影响较深.儒学虽然较早地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古族风俗的影响却并不十分明显,其真正成为朝鲜半岛内政权的治国思想是在统一新罗以后.     

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实行殖民化教育.在台湾人民武装反抗下,日本暂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灭绝政策,使儒学在书房、诗社等的形式下勉强继续传承.日本镇压了武装反抗以后.加强对书房的管理,使儒学传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台湾人民为保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把儒学融入台湾的历史文化中,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宗族等日常生活中保存儒学,使台湾儒学逐步本土化与民俗化,实现儒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转换.即使在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民众也以各种本土民俗方式隐蔽地保存儒学传统,直至台湾光复.     

岳钟琪及其对陕甘的开发治理

<正> 一 岳钟琪(公元1686——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祖籍河南汤阴。祖父镇邦,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授守备,以后历任都司、左都督、浙江绍兴协副将、山西大同镇总兵。父升龙,由百夫长、游击、守备累擢至天津总兵,四川提督。至岳钟琪则三世为将。     

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漕运体制进行改革,以东南有漕省份卫所取代粮户运送漕粮,卫所成为漕运职业运输机构,漕运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新的漕运体制一直延续至清末。明清时期的漕运卫所对于保障漕运顺利进行,促进南北商品交流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卫所运送漕粮亦是对中国传统漕运方法的成功改革,提高了漕运效益。     

明代卫所缺伍的原因探析--兼谈明代军队的贪污腐败

卫所制度是明朝军队的一项基本军制。卫所缺伍的原因主要是边班、清军、勾解等措施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诸种弊端。明代军中各级官吏贪占政府粮饷、收受军兵贿赂是各种军制无法实施的根本原因并对明朝灭亡产生了较大影响。     

秦地儒学传播考论

基于儒学在秦地传播和发展程度之变化,秦地儒学传播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自秦襄公建国至秦孝公去世为第一个时期,礼乐制度和仁义学说在秦国的政治领域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运用,诗书礼乐文化深入人心,这种儒学传播的盛况因商鞅变法而被终止;从秦惠王元年到秦国结束是第二个时期,儒学成为秦国君主治国理政和政治家游说进谏的有效工具,儒道诸家学说相互融合,共同成为秦国中下层官吏的识字教材和官德养成的教科书;秦代是秦地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秦代设置了博士官制度,儒士是博士的重要来源,儒学的发展达至顶峰。但自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和三十五年“坑儒”后,秦代儒学又进入隐退期。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充当的角色有异,其历史定位和发挥的政治功能亦有别。     

试论唐初的教育、科举与儒学传播

经典解释权与官员选拔制度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此两项又每与儒学有关,因此在儒学的传播过程中教育与科举直接影响儒学实际社会效应的产生。唐初教育特别是官方教育系统对于儒学教育的贯彻以及科举考试亦为儒学所笼罩强化了儒学在此时期的传播,但儒学的制度化同时也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论明代军队中家丁的特点与地位

明代中后期,明初实行的卫所制逐渐弛废,募兵制代之而起。与此同时,军队中私养家丁的现象日趋严重,并很快盛行,直至明后期发展成为与募兵制度并行的家丁制度。从明中叶至明末,家丁大批使用于边防战场上,这些人在明代军队中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地位。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