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宣德年间的经济恢复

明初宣德年间(1426——1436),由于明宣宗实行了一系列薄赋轻徭、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上他本人勤于政务,励精图治,遂使明初出现了“四境无虞,百姓安业,几于小康”①的恢复局面。正如孟森先生所云:宣德年间“为明代极盛之时”②。本文拟就宣德十年间的经济恢复情况做一粗浅的探讨。 明宣宗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社会现状虽然不能说是个烂摊子,但应当说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从明朝建国开始,虽然经历了洪武、永乐、洪熙近六十年的“经济恢复”,但因军事行动接连不断,政治大狱此伏彼起,自然灾害连年发生,这种经济恢复并没有收到多大实效。永乐十九年,明…     

论明代前期殿试时务策中的边防军事策问

关于边防军事的策问,是明代前期殿试时务策的重要方面。洪武朝关注的是边疆民族的兴衰对于国家安危的影响,永乐朝关心的是军制沿革与明代军制的优劣,正统朝的策问则以巩固边防、建设边防为题。不同时期士子们的对策也各具特色,从中看出明代进士所具备的广博知识与人文底蕴。     

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

有明一代,孝宗皇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针对时弊,澄吏治、抑勋贵、慎刑法、固边防、尚俭约、求直言、用贤能,取得了“弘治中兴”的治绩。然以往学者在论及明代盛世时,大多称颂“洪永之治”,对明代诸帝亦以推崇朱元璋、朱棣居多,而对明孝宗与“弘治中兴”却评论殊少,迄今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此为题,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 “弘治中兴”是针对成化朝的腐朽政局而言。 成化时,宪宗在位,他溺于女色,耽于逸乐,荒嬉 怠政,乃是一个昏庸之君。在其执政的二十余年中,佞幸竞进,奄宦当道,方士妖僧充斥于朝,而息直之上…     

科技强警筑边防

正在没有电脑、摄像头,人们还不知大数据、物联网为何物的年代,字是要一笔一画手写的,片区治安是管片儿民警用自己的双腿挨家挨户走出来的,遇上紧急情况,全靠他们敏锐的眼睛和一副记忆力超强的大脑搜索辖区基本资料,准确迅速地出手,为百姓解决困难。如今,辽宁边防总队营口支队红海     

觉华岛边防轶事

正觉华岛,辽东湾第一大岛,面积13.5平方公里,南北长6公里,东西最宽4公里,最窄1公里,形似葫芦。为何这“葫芦状的岛”不叫葫芦岛,而叫觉华岛?这觉华岛的名号又是从何而来呢?觉华岛的前世今生相传,战国时期,燕太子丹刺秦失败,逃至此岛避难,因岛上桃花处处开,春意盎然,遂取名“桃花岛”。相传不足为凭。信史记载,公元1014年,为纪念岛上为民解惑传道的觉华大师,辽圣宗御赐岛名     

明代的舞蹈

明代是我国乐舞艺术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本文试就明代的舞蹈艺术(主要论述汉民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初步探讨。一、明代的戏曲舞蹈和民间舞蹈我国的戏曲是迄今舞台表演艺术中,综合性最强、容量最大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在数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广采博收,汇干泉于一流,集万木成茂林,形成了唱、做、念、舞、打兼备的独具魅力的表现手法。典雅的宫廷舞蹈和多姿多采的民间舞蹈,为戏曲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舞蹈溶汇于戏曲表演中,以舞姿刻画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在戏曲表演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盛行的传奇戏曲表演中保存了丰富的传统舞蹈艺术。明末张岱所著《陶庵梦忆》中曾记载了当时某些剧目中精采的舞蹈片断。如,“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这大概是对明人梁辰鱼传奇著作《浣纱记》中西施舞蹈时一个场面的描绘。明书生王魁背弃敫桂英的故事编成的《负心王魁》、《海神庙王     

宣德年间的史治改革

宣德年间“吏治澄明”,可以说是明朝三百年间的最好时期。对于这一点史家不乏誉美之词: 《明史》卷150云:“永、宣之际,严饬吏治。职事修举。”卷158又云。“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 “风纪为之一清”。 明代史学家焦 称赞说:“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① 明末著名史学家顾炎武说:“宣庙精勤, 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后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② 明自正统以后,士风日坏,不好拿来与宣德年间比较。如果把洪武、永乐、洪照三朝的吏治拿来与宣德年间的吏治相比,三朝也明显逊色。洪武时期穷治大狱,广兴株连,…     

明代杭州的夜市

夜市虽是日市的发展,但是它必须具备丰沛的商品和繁茂的市场,它离不开周边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明代杭州夜市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繁密的人口,辐辏的商旅,畅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和较高的消费需求。夜市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标识。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明代的乞留

<正> 在封建社会,官吏任满当调离升迁,百姓们到上司或中央吁请继续留任,是谓乞留。在金、明、清等各代史书上,都有乞留的记载。乞留曲折地表达了百姓爱憎的心声,它是对官吏清贪的鉴定,对于惩贪褒廉、澄清吏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乞留作为一项不成文的制度而实行,首推明朝前期。以布衣提三尺剑建立大明帝国的朱元璋,汲取元季吏治腐败的教训,一方面重惩贪官污吏,一方面大力奖掖清官廉吏。鼓励和倡导乞留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从明初到洪熙、宣德、正统百余年间,都实行允许乞留的政策,“吏治淳厚,     

加强我军边防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加强边防人才培养,是贯彻落实习主席治国先治边重大战略思想、适应新形势下我国边海防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必须针对当前边防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拓展边防专业院校职能,明晰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统筹边防人才培养,完善边防学科专业体系;着眼提高培养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明代大礼议新探

要客观地认识明代中后期历史发展趋向和全面地认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特点,重新审视“大礼议”,搞清明世宗独立于孝宗帝系称帝的政治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大礼议的核心不是世宗之父兴献王朱阮能否称皇称帝的尊祀问题,而是明世宗朱厚璁能不能按照武宗遗诏称兴献王为父为考的问题。大礼议之争明确了朱厚璁与朱阮的父子关系,其法律意义就在于使世宗与孝宗帝系决裂,而以独立的姿态执政革新。从此,明王朝进入到了明世宗时代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间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浅析明代香料的进口贸易

香料在人们心中与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们的芳香代表了愉悦、美味和精致的生活。由于人们对其巨大的需求,历来为古今中外的商人所青睐,在世界贸易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考察明代香料的需求市场,重点分析明代进口贸易对香料的供应,详述香料进口贸易的几种方式,以及香料对明代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