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视域中的葛洪神仙信仰体系探析

葛洪在道教史上第一次确立了道教的神仙信仰体系,<抱朴子内篇>中对仙、玄、一诸概念的阐述在理论的层面上确立了神仙具有超越世俗世界的神性;在实践层面上阐明了神仙是可以通过克服世俗生活中诸种欲望的修行和服食金丹达致.正是在思想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上神仙信仰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体系.     

成鹫"通海"辨

基于对某些史实的误解,近人邓之诚曾把清初岭南高僧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此说已成定谳.却为臆测.邓先生所引为证据的<鬻剑诗>系成鹫之戏作,不能说明问题; <致亡友陶握山书>所谓"出家"即是落发为僧,而非"谋恢复再造"之隐语;成鹫曾波海琼州及客居澳门亦与"通海"无涉,因为其时已无"通海"之可能.成鹫因对现实局面极端失望而"逃禅",出家后一意割断与世俗的干系,不可能再介入现实政治.在宗派上成鹫属于以木陈道态为宗师的临济宗天童系,而道态是清初"新朝派"的代表人物.天童系的这一政治背景,也决定了成鹫不可能参与秘密反清运动.成鹫的<成陟堂集>没有"怨尤之思,悲愤之气",便是证明.当然,在内心深处,成鹫对清朝统治者是持排斥态度的,对明朝是怀有留恋之情的,在本质上是一位袈裟遗民.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太一生水》生成性思维模式研究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中的<太一生水>一直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太一生水>宇宙论中蕴藏着生成性思维模式. <太一生水>的"太一"具备三重品格:物格、神格、人格.与"太一"密切相关的"水"也有三重内涵:一是认识论层面的实存之水,即可形可见的实存之物;二是本体论层面的神性之水,即万物之本原;三是价值论层面的人文之水.即水之德性. "太一"的三重品格与"水"的三重内涵统一于方法论层面的"生", "生"作为一种创生性的力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根本特征.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老子》是道、物二元论吗?——与张松辉先生商榷

张松辉先生在其力作<老子研究>中,把作为宇宙万有之本体的"道"界定为"规律",进而将"道"、"物"同举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并据此判定"老子是道、物(气)二元论者",这是值得商榷的.<老子>对"道"作了如下描述:"道"无名、无色(夷)、无声(希)、无形(微)、先天地生."道"显然具备无限性和无规定性的本体特征,其他任何范畴均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而"物"不过是形下之器."道"超越一切二元对立的特征一经确立,<老子>是道一元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老子》其书的主题是什么--析"导"德经

孔子倡"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郭店楚筒老子>则没有类似的话,只是说"以正之(临)国","道恒无为","道恒无名",希望侯王不生事扰民,不争名,克服自私之为,好静、寡欲.如果说楚简老子代表老聃的政治思想,那么这里可以看出他有别于和深于孔子的地方,但是到了帛本类<老子>,则可以看到"导之以德"已经发展、深化、系统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完整的<"导"德经>了.由此再看<老子>的主题是什么,而且再看<老子>非出自老聃一人之手,也就清楚多了.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论《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是对老子道、物二元论的解释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是道物二元论,<太一生水>是对老子宇宙生成论的阐释与发挥.太一与老子的道是同一个概念,道就是规律.由于老子"物形之"之"物"没有明言,庄子把"物"理解为气,而<太一生水>把物分别解释为水、气、阴阳二气.水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以及天地未生以前只有水这一传统观念,及老子哲学重水的特点,导致了<太一生水>作者对"物"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影响了后来的道家学派时老子的解读.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新拓展——从李渔的《一家言》到沈复的《浮生六记》

李渔的<一家言>与沈复的<浮生六记>均以浅显的文言赋"闲情"、记"浮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艺术、生活趣味、生活经验以及悲欢哀乐的生活情感,以性情中人的敏感领悟生活的哲理.沈复受到李渔的影响,<浮生六记>中包含着一部浓缩的<闲情偶寄>.李渔与沈复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坐标意义在于:清代散文之一类,以<一家言>和<浮生六记>为代表,早已突破一般的"家务事、儿女情"的范围,将散文题材的领域推广到世俗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又一次大的解放.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道精、道一与道德、道说——试论理解《老子》之“道”的另一种角度

本文回顾了从哲学角度研究<老子>之"道"的几类说法,指出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来研究"道",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道"的认识,但是存在各有其理的问题,而且"道"的言说这个意义也难以贯通于其中.其最大的弱点是将<老子>中"道"的诸种含义视为一个共时性的思想对象,以求贯通,但是<老子>的作者未必有这种想法.如果从哲学史、历史文献学及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探讨与"道"相关的"精"、"一"、"德"、"言说"、"道路"等概念,则可以发现"道精"、"道一"、"道德"、"道说"、"道路"之间存在思想关联,但"道"的这几个维度是历时发展而出的.然而<老子>中"道"的诸种意涵之间的思想联系早已被今人所遗忘,人们反而乞求从诸种意涵之间寻求一个共时性的可以通约的解释,这恐怕是一种不适当的想法;应该从哲学史的路径,从历时性的角度去把握<老子>中"道"的各种意涵之间的联系.     

由物返道:《吕氏春秋》本体论诠释新探

以往对<吕氏春秋>的本体论诠释大多遵循以"道"释"物"的解析传统和演绎模式,仅对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化而裁之",而对因何悟得形上之道则未予关注.形上之道并非来自天启,而是<吕氏春秋>编撰者们从现实境遇出发,通过"识物"、"治性"和"治国"三个环节逐步向上追寻,最终悟得其形上之"道"的.它不但可成为<吕氏春秋>本体论诠释的另一种进路,对其他道家著作之道论亦可作如是观.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论唐宋僧道法之演变

<道僧格>的复原为我们揭开了唐代僧道法典的面纱,<天圣令>卷二十七<狱官令>不行之唐令第11条,又提供给我们了解宋代僧道法一个契机.通过对唐宋两代法律文献里的僧道法令条文的推论,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到:虽然宋代依然沿袭唐代的僧道法令,但途经后周制度的因革,较之唐代,刑罚更重,且更为缜密,僧道日益步入世俗社会生活,世俗法制的约束也不期而至,在宋律渐变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频繁颁布的僧道散敕诏令彰显着实效法之功用.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谈谈佛教的政治法律观

谈到佛教,我们一般都以为它与政治是毫不相干的。政治,乃世俗之字、经世济用之道。从儒家的观点来讲,就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用现在的话来说,政治,法学,即是如何运用国家权力的学问。而佛教呢,它追求的是最高生命之境界,超然于世俗之上,了断于生死之外;视富贵如浮云,目权位如沐猴,似乎不可能与政治沾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千百余年来,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尤其是儒家)鄙视和贬视佛教,而不少佛教徒又以此反显为荣,即认为与政治不相干,正就是超越世俗之处,所谓方外人士正需自外于人我之间方内也。然而,佛教果真不涉政治,缺乏政治法律思想吗?非也。佛教本身在教义上,还是有许多政治法律的主张的。在历史上,佛教对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因佛教经典浩如烟海,难以一一研读,本文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对佛教的政治法律观点,作些偿试性的阐述。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中国文论精神与天地相往来

<庄子·天下篇>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中国文论的精神再好不过了.中国文论与天地万物甚至庸常生活血脉相连、精神相通.从万物之理可以感悟文学之道,相对"抽象"的文学之理也可用花鸟草木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比.     

庄子道境中的物——以庄书中的两段对话为切入点

庄子与惠子有关大树的一段对话,呈现了对于物的两种态度.惠子代表的是世俗的实用功利主义态度:物只是一种工具,没有独立意义;而庄子则代表道的态度:物存在本身就是其意义.孔子与吕梁丈夫有关蹈水之道的一段对话,同样呈现了对人物关系的两种认识.孔子代表的是知性立场:人与物是驾驭与被驾驭的主客分化的关系;而吕梁丈夫则代表道的立场:人与物是浑然一体的亲缘关系.庄子的物论,深远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存态度与艺术理念,直至今日,对于构筑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仍大有裨益.     

妈祖崇拜宗教类型之我见

妈祖崇拜属于何种宗教?对此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莫衷一是.目之为道教者有之,视为佛教者亦有之.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海神妈祖的神化……兼有佛、道两种神性.但事实上,佛教道教对此都不认账,她的神化独立成为似道似佛,实质上是非道非佛的,仅仅是航海家们精神寄托的独立神."类似的说法是:"妈祖传记融合着三教合一的内容":"天妃在宋代虽然用道教的手段加以神化,还加以佛教的说法观音转世来深化,变成了似仙似佛的神,而在清代后期,群众中更流传天妃的神符、经文等,但航海家的信仰却不纳入佛道之流,而是用女海神独特的办法来对待天后,成为精神寄托."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作为"航海家们精神寄托的独立神"或"女海神"到底应纳入哪一种宗教,仍然没有说清楚.本文拟就妈祖崇拜的宗教类型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