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

基于华北平原5省46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在资源—能力—环境三要素综合视角下,结合粗糙集和BP神经网络,构建和训练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依据平均影响值,揭示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融资环境、法律与政策环境、生产设备完善程度和社会化服务环境,其次为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和技术环境,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家庭农场规模:理论检视与实践内涵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以来,各界掀起了研究家庭农场的热潮。但在实践部门,政府困扰于家庭农场的规模界限问题。从家庭农场理论研究入手,从恰亚诺夫农民家庭组织规模的阐释到国内有关家庭农场概念的政策演变,大致勾勒了家庭农场的概念演变和规模内涵。另外,从上海松江和安徽繁昌家庭农场的实践经验中得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制定规模时需要考虑到当地非农就业程度和社会公平的原则,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简论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和发展家庭农场,使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升级为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以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关于四川省发展家庭农场的思考

四川发展家庭农场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国内先行地区的成功经验对于四川发展家庭农场具有借鉴价值。四川发展家庭农场应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家庭均田承包与家庭农场规模承包之间的关系,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关系。     

对家庭农场和农产品供应链的思考

农产品供应链的首发环节是农户,农户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抵抗是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矛盾,农户是农产品供应链的存在基础.由于农户自身实力的弱小,使其在合作成果分配的谈判和抵抗风险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家庭农场的建立有效地改善了农产品供应链,增强了自身参与合作剩余分配的诉求能力.同时家庭农场的成立也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谈判实力,增加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农户作为农产品供应链首发环节的地位,这对农产品供应链的维持奠定了基础.     

我国家庭农场中土地流转的法律思考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以来,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但是目前国家并没有出台关于家庭农场的统一规范。应结合该政策、我国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以及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家庭农场顺利完成土地流转提供建议。     

家庭农场:认识误区、发展难点与政策选择

家庭农场正逐步成为农业家庭经营的主导形式和中坚力量。准确认识内涵,消除认识误区,把握发展难点,是引导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加快土地确权颁证,探索建立进城农户、老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的激励机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构建农业家庭经营服务体系,防止家庭农场"异化"等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重点。     

家庭农场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民众健康的突出问题,离子化的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难从源头做到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显示,家庭农场具有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明显优势和条件,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快速发展的家庭农场具有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和品牌化的特点,家庭农场将成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的重要节点.通过典型示范、分类管理、行业标准、技术创新、全民监督等措施来规范家庭农场发展,可以不断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为中国人的食品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家庭农场成长条件与政策支持调查分析——基于河南的典型调查

本文基于河南省10个县(市)的50户家庭农场详实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状况、生产规模与经营效益,研究家庭农场成长中面临的问题及需求,得出当下生产条件的种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以200亩左右效益最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亩均年综合效益比农户高200元左右等结论。通过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历史发展经验,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推动家庭农场发展需要的条件及相应的政策支持。     

家庭农场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可行性——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历来是全国的粮食输出大省之一,且农业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近年来农业发展遇到不少问题,家庭农场和农业物联网技术分别从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技术两个层面来帮助解决安徽省农业和粮食生产面临的现实问题。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考虑到其自身特点以及安徽省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是安徽省当前最好的选择。农业物联网技术是一种智能农业技术,家庭农场广泛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可以更好地提高耕地产出率,使安徽省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家族企业用人机制的创新探析

文章从家族企业的用人现状入手,剖析了我国传统家族企业用人的多种成因,并从观念、外部和内部制度三方面探讨了家族企业的用人新对策,为家族企业在用人管理方面提供借鉴。     

家庭农场采纳电商行为及其绩效分析

基于全国926个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抽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Tobit模型、Ols模型、QR模型、PSM方法以及DEA模型等,考察家庭农场采纳电商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采纳效果。主要结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可以显著地促进家庭农场采纳电商;家庭农场采纳电商可以使农场绩效显著地提升约3.89%~4.47%;采纳电商对不同绩效水平、不同土地规模农场的绩效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这表明,现阶段应当加快实现家庭农场与电商的深度融合发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还要注重家庭农场采纳电商效果的差异性。     

家庭农场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发展家庭农场既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健康休闲的需要,也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需要。家庭农场和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要在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等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将家庭农场的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相结合,进行经营模式和营销创新,打造示范型旅游休闲基地,提高农民的职业化程度,促进家庭农场和乡村旅游的共赢发展。     

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家庭保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家庭是人类自古以来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保障家庭成员的养老、医疗、生育、精神慰籍等方面以及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化发展过程中,家庭保障也对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更是值得重视。     

资源基础、生态环境与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

以黄淮海平原的48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探究不同层次因素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研究表明：65.68%的成长差异由个体差异造成,34.32%则由省域差异所导致;个体层面的生产设备完善程度、贷款难易程度、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对其成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则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省域层面的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不仅会强化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还与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一起,共同强化了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弱化了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与其成长之间的负向关联。     

我国家庭农场的商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全国各地正蓄势而起快速发展。但目前存在着登记类型众多、认定标准不一、认定程序各异、认定部门混乱等问题,各地先发展后规范的思想严重,法律主体地位处于模糊状态。家庭农场属于一种企业组织,符合商事主体特征,它既不同于自然人,也有别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企业法人的属性,应将它定位为企业法人,并对经营者条件、规模条件和经营方式等主要准入标准加以统一规范。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对家庭农场保费支出的影响

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举措,以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为先导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一定会引起粮食生产者的响应和行为调整,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更是如此。依据这样的假设,基于家庭农场购买保险的事实,利用实证检验方法对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通过全国家庭农场监测2016年和2017年粮食类家庭农场两期面板数据,建立DID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估计,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开展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确实导致了这些地区粮食类家庭农场2017年保费支出的显著增加。这一研究发现再次印证了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特征,据此提出应在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升级创新,以更好适应粮食生产主体的需求。     

中国相对贫困农户脱贫机制及其政策选择

中国当前农村反贫困的重点应当是相对贫困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贫困农户脱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相对贫困农户参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绩效较差,其主观时间价值偏好率往往偏高而风险忍耐程度偏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也缺乏活力。因此,相对贫困农户脱贫的重点是提高其脱贫的动力和决心,降低脱贫的成本和风险。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影响

家庭背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扮演的角色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文章采用多元选择模型研究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影响显著,对毕业生在何种类型单位就业起到关键作用,学习成绩、社会工作经历的影响则不显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好的家庭背景的高校毕业生出国、体制内就业的可能性更大,而家庭背景较差的毕业生则更可能去往三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方独资企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