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鹿鼎记》英译本与原作中的部分措辞差异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鹿鼎记》原文和其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的部分措辞,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总是很难摆脱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和制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用自身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替代作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文本呈现出与原文文本相异的特质.     

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语境对译者的操纵

从当代译学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的趋势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译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即都是从文化或政治语境这一宏观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关注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强大操纵能力,还具体探讨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地位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意识形态与翻译——从郭沫若翻译《西风颂》谈起

翻译是一种语言符号间的转换,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与政治间的角逐.作为一定社会文化中的译者,其翻译实践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过程里的各种决策无不带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以郭沫若的翻译<西风颂>为个案分析,分析受意识形态操控的翻译过程,进而更清楚地把握翻译的本质和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语境对译者的操纵

从当代译学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的趋势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译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即都是从文化或政治语境这一宏观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关注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强大操纵能力，还具体探讨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地位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意识形态观照下的唐朝佛经汉译

围绕权力和翻译的关系探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试图证实这一论点:唐朝的佛经汉译表明翻译活动,特别是宗教文本的翻译,在翻译政策、译者和翻译策略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通过揭示翻译文本生成中的操纵机制和政治动因,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特别是宗教文本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交际活动.而是权力控制下源语和译语的对话.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意义重大。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做好翻译内部研究的同时,加大翻译的外部研究有利于译者准确把握作者意图和原语信息,充分再现原语语境效果,以期获得功能对等。     

镜中世界──译者角色的研究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本文着重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问题;译者不是模仿者,而是表演者。翻译行为不仅受原作的束缚,而且还受到译者所在文化、译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影响。通过对译者、译作的研究,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文化的变迁,而不只是翻译技巧的优劣。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文学名著复译的必要性——以《德伯家的苔丝》两个中译本为个案

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译者有不同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名著复译是必要的.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论翻译标准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翻译标准、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动态的和民族的;原作者、原文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既有其同质性也有其异质性,所以,翻译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对等和忠实",也不存在单一或统一的翻译标准.     

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及其建构

译者缺失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缺乏主动权,翻译方法受到主流思想的束缚以及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等方面.这可以归因于翻译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强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分析了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探讨如何在翻译领域建立译者的话语权.     

纵观翻译历史,看意识形态之影响渗透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直到当今的诗歌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杰出译者进行详细分析,以窥探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中其不同渗透效果为目的,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典籍翻译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严复译《社会通铨》看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翻译活动通常都是在一定的客观政治环境中进行.翻译主体的行为受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影响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以严译<社会通铨>为个案,具体分析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的政治性及译著对目的语社会的政治影响.     

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