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对生态文化的科学认识及其原创性贡献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注重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学融合西方生态文化的积极成果,把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逻辑相统一,形成了对生态文化的科学认识。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和准则的文化形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有机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我们党对生态文化的科学认识,为生态文化的本质规定、价值引领、功能指向、时代把握和全球治理等方面作出了新时代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原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规律认识的升华与拓展。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理论根基，以中国传统“和谐共生”生态智慧为文化血脉，承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锻造而成。理论、文化、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成逻辑。     

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我国生态文化建设

生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我国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据的科学理念,根植于广大群众开展实践活动的人民立场,以及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价值取向等文化意蕴,对推动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处境

文化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文化全球化强调文化在多元基础上对话、交流机制、突出文化的开放性。文化全球化使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挑战和抉择。主要表现为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理性至上与传统思维方式的矛盾 ,西方化、现代化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只有正视这些冲突才能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主流文化的融合 ,利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机遇 ,实现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系统思维视域下的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探究

良性有序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构成现实的社会生态系统。文化、经济与政治生活之间,即社会与自然与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流动,就能展示社会的和谐统一以及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人们所期望的自然生态复位的到来。因此,只有全面系统的现代科技文化(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的统一)才可能成为社会生态文明的灵魂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可靠根据。     

奥林匹克与中国体育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奥林匹克精神被认为是体育文明的关键性内涵,体现人类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是,奥林匹克文化发端于西方体育文明,因此在传播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与其他体育文明发生冲突.本文对奥林匹克传播中的文明冲突展开分析,并对如何消解冲突、特别是消弭中国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间的冲突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理论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和谐观,有必要去伪存真,还理论以本来面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本质的考察所做的双向维度,从源头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最高和谐境界,从而建构起科学的文明和谐观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站在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上,才真正实现跨越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藩篱,并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为其文明和谐观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唯物史观在考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综合了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双向视角,从而科学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和谐走向不仅是纯粹的道德理想,还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唯物史观以文明的和谐程度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且首先表现为生产力与人的双重评价尺度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成果,其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在生态文明层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回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西式现代化道路,在现实的实践领域实现了二者的逻辑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开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同时,更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路径。     

“右玉精神”的生态文化意蕴——右玉精神与生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右玉精神与生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生态文明与当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生态农业,以及＂右玉精神＂与生态文化建设等主题开展了深入理论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右玉精神＂不仅是山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而且对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多元价值冲突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是当前我国价值冲突最深刻的根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形成内部的冲击与挑战.外来文化价值观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形成外部的冲击与挑战.必须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捍卫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把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相统一、把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相统一、把建设党风政风与振兴民风相统一是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现实路径.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