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作家生平考辨二题

李德林的生卒年及崔融在武后朝的历官顺序、时间诸问题历来存在争议和误解。经考证,李德林生于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崔融由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在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转右史在神功元年(697),除著作郎在圣历元年(698),迁凤阁舍人在圣历三年(700),旋贬婺州,翌年回京。     

周贻白学术理路与长编体制探析——以《中国戏剧史长编》清代文献为中心

周贻白是当代学术史上公认的戏曲史大家。他继承了湖湘学人"扎硬寨、打死仗"的优秀传统,字里行间透露出宏阔的学术骨力与雄心。一生七易其稿,终成代表作《中国戏剧史长编》。前人多已言及其对"戏曲"与"戏剧"辨析之功,从他对清代文献尤其是皮黄部分的使用而言,《中国戏剧史长编》具有视野宏阔、搜罗广泛、考辨精审、重视场上与民间的文献使用特色,尤其是搜集了大量濒临散佚的皮黄文献,居功至伟。此外,周贻白所未见的戏剧史材料尚待增补与考辨,以缀沧海遗珠。     

论“前三史”涉易语料视域下的汉代易学之演进

《史记》、《汉书》、《后汉书》涉"易"语料丰富,折射出汉代易学的昌盛。以"前三史"的涉易语料为视域考察汉代易学的演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志"文献用"易",象数易学得到充分拓展,西汉中期崛起,经两汉之际的高峰,至东汉末年而臻于鼎盛,彰显出对先秦易学的新变;二是"纪"、"传"、"世家"等文献中的各种疏奏、箴谏、赋体作品用"易",涉猎的往往是《周易》经、传之辞,征引为主间杂解读,是汉代易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有分寸地对先秦易学的因承。     

刘基与婺州文人

朱元璋主要是依靠淮西武人和浙东文人平定天下 ,建立明王朝的。而浙东文人中尤以婺州文人和处州文人居多。刘基是处州文人中的杰出代表 ,他与婺州文人中的宋濂、王、苏伯衡、张孟兼等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本文试图将刘基与婺州文人的关系作一叙述 ,以期人们对刘基的交游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地方文献为中心

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包括"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等类资料对区域史研究的影响甚巨。不过,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却不限于此,其他内部性的文献包括各种公私机构留下的档案,以及各相关者的函稿及日记、文集等。宁波同乡组织也也有许多出版品。这些地方文献主要保存在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民间也有不少遗留,需要系统调查采访与整理。在此基础上,近代宁波区域史的重建才有可能。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南宋有"‘说话’四家"之说,现代学者对于究竟是哪四家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说话"作为讲唱伎艺的代称,其种类均十分丰富,尤以南宋最为繁胜。广义的"说话"名目不下20种,狭义的"说话"也难以用具体的四种名目来概括。"说话"伎艺在北宋虽已繁荣,但远不如南宋门类齐全,南宋后期,各类"说话"伎艺都发展成熟且有代表性专业艺人,因此,以当时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比附民间"说话"伎艺类别就成为可能。"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谜"、"说诨话"等类于"集"。南宋人谈"‘说话’四家"不是要指称四种具体名目,而是要涵盖整个讲唱伎艺,这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谈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神话研究领域,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然而,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因此,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将图像视为神话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一直将图像作为文献的附庸,神话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简介 “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

<正>"集部儒学文献萃编"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规划设计者是周广璜教授、李梅副教授。2012年4月26日,"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就项目的实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拉开了这一重大工程的序幕。这是继"《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之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所实施的第二个重大科研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向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其中集部收录文献最为宏富,蕴藏着丰富的经学、儒学单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东亚古典文献呈现模式:辐射、兼容、新畴、演化

东亚古典文献呈现出辐射、兼容、新畴、演化四种模式.辐射,以《西游记》为例,如果我们仅从中国一个国家视野的文献入手,你所能见到的,不过是一个线性的《西游记》文献系列流动脉络,而以日本、韩国、越南视野解读则可以看到学术血脉的连续性、完整性、系统性、变异性等特征;兼容不同于"以周边看中国"的思考方式,它是从东亚看各国,可以客观呈现历史的自然状态.比如申叔舟、新井白石,因此,跨越东亚各国界限,而以"跨文化"视野审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新畴指的是另辟新路,具有创新性,以近年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中与东亚古典文献研究相关项目选题的部分情况分析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所涉及的领域范畴处于严重的"缺位"状态.东亚古典文献演化研究应有三个尺度:宏观史、中观史、微观史.需要打下坚实的东亚特有的古典文献学基础,才可以进入到具体思考的模式,以便寻求到最合适的东亚古典文献的呈现方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