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政权右贤王制度探析

右贤王是匈奴政权中的一个职官,是其最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四大国之一的封王.就右贤王的继承制、地位、权力及主要组织机构、驻牧地区的变化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可以对右贤王制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从匈奴政权建立始,右贤王的线索可以延至魏晋时期.     

宋代武官“带职”制度探析

带御器械、閤职、环卫官作为宋代武官的三种兼带职名,最初主要作为内任供职官,随着政治环境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外任武官兼带的职名,由此推动了武官“带职”制度的确立.此后,武官“带职”制度的发展不仅对两宋武官制度以及军事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宋朝“驭武之术”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宋代官制中具有特殊意义.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力图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

内务府是清代职掌独特的衙门,负责宫廷、皇室的各种事务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其机构庞杂,官制异常复杂。在设官上,不仅文武官俱设,而且有互兼及混乱现象;其品级的划分,不仅与外朝职官的九品十八级制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同一名称之职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不同。在选任上,又根据官员身份的差异、选官主体的不同和任官方式的差别,把职官划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官缺,予以区别对待。     

西夏的官品与官阶——西夏官吏酬劳制度研究之一

西夏的职官制度以承袭中原传统官制为主，官品、官阶数量繁多，用以强化官员身份性、等级性，并利用这种等级的激励作用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另外，西夏的官品、官阶制在运作过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各种特权、待遇与礼遇等，体现了官品与官阶的功用是明显的和直接的。     

北魏城门校尉考述

北魏早期官制中,有诸多汉胡文化杂糅的因素。城门校尉作为两汉、魏晋时期都城防卫的重要官职,在北魏前期却由于少数民族禁军制度的发达而不受重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汉晋官制的诸多因素重新进入北魏体系。城门校尉亦得以在世宗、肃宗时期再次出现,且任职人员更换频率频繁。东西魏时期,随着宇文泰军事制度的改革,出现十二柱国将军,有两大将军专属禁军,城门校尉亦正式退出城门屯兵这一军事制度。     

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楼兰地区新发现“张帀千人丞印”的历史学考察

"张帀千人丞印"中的"千人"、"丞"可能均为两汉时期的职官称谓,"千人"为曲一级的领兵将官,秩次为比六百石,"丞"为"千人"之属吏,"丞、尉秩三百石。"由此推知"张匝千人丞印"为一枚秩三百石的官吏印。根据外观造型及制作技法来看,该印有可能是在本地制造,"张帀"估计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进行有效官辖,设置西域都护府,并配置一套独立的职官系统,魏晋、前凉时期基本沿袭两汉治理西域的思路,在西域设立西域长史一职,但有关西域长史营的职官系统却不见诸史载。此印的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缺,进一步完善了魏晋西域长史营的职官系统,为深入研究两汉至魏晋时期西域职官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略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每一个国家在政权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组织之外,还有必要将领土划分成若干部分,并按此区域的划分建立各级地方政权,以便形成系统的权力组织,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但有了地方政权,必然会有局部利益同全国性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地方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往往表现了中央同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当某个国家的地方制度所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柔然官号中的"军将幢帅大人使人与国相国师"

柔然官制具有明显的华夷杂糅特征.考察柔然官号的源流,可以了解柔然政权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政权及中原政权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柔然军幢为编制的军队当系可汗的亲卫军;大人有具有实权者和"虚号"两类;使人是专门承担出使职责的官员;国相作用重要,但不常设;柔然国师可能受到北方和中原两地区政权的影响.     

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

五燕禁卫武官制度与前、后赵相似 ,仍以继承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为主 ,其主体是领军、护军、左右卫将军 ,又有中垒、中坚、骁骑、游击将军及诸校尉 ,有类似晋制的殿中 (上 )将军。领军制度仍是五燕禁卫武官制度的核心 ,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中领军在五燕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燕还有类似汉代制度的郎中令和郎将 ,后燕有类似晋台之中卫将军及类似汉赵亲御郎之侍御郎、类似后赵之龙腾、类似前秦四禁将军的左、右禁将军。五燕禁卫武官制度承袭之前其它十六国政权如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 ,各国制度之间则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女真人与汉官制

女真人建立政权后,经历了由推行女真猛安谋克制度到吸收辽南、北面官制,最后全面推行汉官制的过程,形成了以汉官制为主,融女真、辽制于其中的新官制。汉官制伊始,女真人就牢固把持领导权,尤其军权一般不委以外族人。为使女真人出任各级汉官,广开入仕途径,初以军功、门荫为主,后转向科举与门荫并举。女真人对汉官制的认同,不仅促进了本族的封建化进程,而且丰富了汉官制。金官制成为其后北方民族建立全国性封建政权官制的新模式。     

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

作为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最高控制器和调节器,唐中央政权必须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动态,以便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这是中央政权决策过程中极其关键的环节。为此,唐中央政权建立了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地方各级官吏向中央作定期或不定期的报告,还是远远不够的,仍然可能出现虚报、隐瞒等行为,使中央得不到真实的和完整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唐代中央政权在建立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另一个从上而下的出使监察制度,即由中央直接派出各种使臣到各地了解监察地方州县的情况,以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

官制是我国古代国家机器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当时政权性质和统治手段。所以二十四史、《通典》、《通考》等都作了专章考述。遗憾的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七十二卷本《历代职官表》,以及道光年间黄本骥删繁就简编纂的重修《历代职官表》,均无西夏职官。其原因,西夏的职官制则用西夏文写成的,历代汉族学者对这种奇特的西夏文字无人问津,致     

近代中国农民理想国的政体设计——盛巽昌新著《太平天国职官志》评述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南京建立政权,维持十四年的政权,其政权的重要制度——职官的设置和具体情况,最早有清政府的御用文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较系统地记述了太平天国前期职官的设置、官爵名称、人员的情况等。后来治太平天国史者一直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史料。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太平天国史研究泰斗罗尔纲先生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先后出版的专著有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等,此外,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萧一山的《清代     

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

(一) 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仿照《唐六典》,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官制改革。这次改革,在宋代的职官制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称“元丰改制”。北宋王朝建立后,沿袭唐末五代以来已形混乱的官制体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敷衍扩充,因而官制越来越乱。其次,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使职差遣制,到北宋初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固定性的实际官职。由于不断地增设使职而原有职官不废,遂使冗官充塞和官衔与实职分离。再次,赵匡胤兄弟为防止大臣专擅,有意地分割事权。某一事权,常常要由几个单位     

汉代边防职官循行之制考论

两汉政府在边郡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边防体系,边防职官循行视察边塞防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派往边郡循行的有中央以及地方的各级职官。对于循行官员的行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其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循行的内容与屯戍相关,包括了兵器折损情况、守御器及烽火器具是否完备、燧卒对于烽火品约的熟习程度、燧卒在岗以及核实日迹情况,等等,循行制度保证了边防体系得以正常运作。     

北魏太和新官制并未模仿南朝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政策,创立了一套不同于北魏前期的新官制。太和新官制并不像史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是模仿的南朝制度,实际上它是以汉魏西晋、尤其是西晋官制为蓝本,而又加以发展创造而建立的,它与南朝官制差别甚大。太和新官制影响深远,它基本上被西魏以及东魏、北齐所继承,而隋朝官制又主要源自西魏以及六官制度,所以也可以说,太和新官制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