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域下的中国诗论研究——以叶燮《原诗》中的“情”为中心

叶燮《原诗》中的"情"一方面主要是指事物的情状或情态而非情感,另一方面在行文中的某些地方又同时使用"情感"之义;一方面将"情"排除出诗歌创作的主体性条件中,一方面又承认诗歌的抒情性特质,因此受到现代研究者概念含糊以及理论体系不够完备的批评。但是从现象学视角看来,叶燮对"情"的独特使用方式是因为《原诗》超越古代诗学中情理相对、情景相分的素朴二元论思维,而现代文学理论中隐含的抒情性艺术本体论和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却使研究者在阐释过程中恰恰遮蔽了《原诗》的这种倾向。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以超越二元论的方式重新阐释"情"以及《原诗》中的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审美本质的新思路。     

叶燮诗学的两个理论支点

《原诗》这部诗学专著将"两端论"与"相济论"作为两个理论支点,不仅根植于儒释道文化的沃土之中,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在清初诗论家叶燮诗学中一以贯之,具有多层面的重要价值。"两端论"注重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济论"强调用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思想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畸、胶固一偏等问题进行纠偏与中和。二者互融共存,使得叶燮诗学自成体系,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叶燮诗法论——以《原诗》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叶燮的《原诗》往往能在融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别有开创。叶燮诗法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诗无定法”。其“诗无定法”是以“神明”为主脑的。在诗歌境界上,他崇尚“自然”,这是其诗法论的旨归所在。     

从刘勰到叶燮：中国文论的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

中国古代文论通常以一种感悟式、形象化的方式表达文学理论问题,从而给人留下了缺乏或缺少体系性的印象。而刘勰和叶燮却要“立家”“成一家之言”,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和《原诗》也都“体大而思精”。但《文心雕龙》和《原诗》都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古代诗意化、抒情化、形象化的文化特征也影响着刘勰和叶燮。尽管《文心雕龙》和《原诗》建构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同时采用了骈体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的二重性。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系性,一种具有诗意性或者说用诗性语言表达的体系性,是不同于西方观念的体系性。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艺术媒介与审美感兴——论艺术创作发生的内在物性特征

感兴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一个普遍性的范畴,有不可替代的创作论内涵,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有着发生学的重要作用。一般性的理解是创作主体在与外物的偶然遇合中兴起情感,从而产生创作冲动。感兴具有独特的美学理论价值,对于理解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建构当代文艺美学都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艺术媒介是带有西方艺术理论色彩的美学命题,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凭借特定的物质性材料,将内在的艺术构思外化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的符号体系。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媒介内化到艺术思维的发端即感兴阶段,诗人或艺术家以其独特的媒介感来感悟和把握世界,并在头脑中形成审美构形。感兴是艺术发生的基本动因,也是艺术杰作诞生的重要条件。在感兴过程中就包含着艺术媒介的内在物性特征。     

薛雪《一瓢诗话》初探

薛雪与沈德潜同为清初诗论大家叶燮的及门弟子,沈以后力倡格调(复古)说,一反其师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后人所訾议;薛雪却能深刻认识叶燮诗歌理论的宝贵价值,以自己的真切体会撰写了《一瓢诗话》,大力阐发《原诗》的美学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薛雪(1661—1763?)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他不仅能诗,且工画兰、善拳勇,尤于医道造诣甚深,与同时的名医叶桂齐名。但因此其“诗名为医所掩”(徐世昌),其《一瓢诗话》亦默默无闻,罕见评述者,惟有沈楙惠可谓有识之士,于《一瓢诗话跋》中赞曰:“是编自抒心得,痛针俗病,凡所指斥,皆能洞中窾窍,非好为叫嚣者比;先生于诗亦可谓三折肱矣。”薛雪不仅善为人医病,也是“痛针”诗病的良医,此决非过誉之词。《一瓢诗话》不仅继承并阐发了《原诗》中的一些重要诗歌理论,而且“自抒心得”,发表了不少其师叶燮并未谈及或涉及不深的诗歌创作的见解,有新的理论建树,有其独立存在的美学价值,决不可视其为《原诗》的理论翻版而小觑之。《一瓢诗话》在理论的系统性、严密性等方面自然尚难与《原诗》比肩,但它基本上围绕着作者、作品、读者或者说创作、作品、欣赏三个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评述,还是比较周全的,而其中常有真知灼见在闪光。本文拟从这三个中心作初步探讨。     

沈德潜与叶燮

沈德潜二十六岁“请诗学于横山叶先生”。兹后五年,叶燮去世。又后四十四年,身居高位的沈德潜乞假从北京归,偕同横山“老门生存者九人”,“到二弃草堂拜叶横山师之位”。他们相与“讨术业之渊源,合通门之情好,阐先生《原诗》上下篇之议论”,所谓“横山一脉,犹在人间”。(沈德潜自订年谱)然而由于沈德潜的诗论着重于探本溯源,似乎跟《原诗》不同,而前者又曾得到乾隆的赏识,因此有     

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偶然论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偶然这个范畴有着突出的位置与重要的理论价值。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偶然指艺术创造主体赖以激发审美情感、创＿作冲动,并在不经意间形成审美意象的一种突发性的思维方式,是以客观外物的变化触失主体情感为前提条件的。对于偶然性创作契机的发生机制,中国古代美学是从审美主客体的触遍感发的思路来阐释的,这就是审美感兴论的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偶然”范畴基本上是处于感性样态的,不具备西方哲学那种范畴的逻辑意义,但却非常丰富,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叶燮《原诗》与艺术辨证法

叶燮《原诗》以“对待”论诗，在诗学理论中引入了辩证的运思，纵横捭阖，极有可观。关于“对待”，叶燮是在讨论诗歌的继承与发展——陈熟、生新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但从实际的论述看，叶燮已将其贯彻到诗学论述的各个方面。叶燮说：“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并以庄子“其成也毁、其毁也成”加以佐证。，因为明确把握到了无事无物不然的这客观存在，叶燮在思…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论“直寻”理论的诗学基础

"直寻"作为中国诗学创作的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诗学话语对象,它的生成是同《诗品》内部的其他理论范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体说来,自然之旨构成其本体论的追求,吟咏性情促进了主体诗情的觉醒,重新诠释的"兴"则直接体现了其存在的状态,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系统,为中国诗学方法论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论《原诗》中“对待”的美学思想

清代叶燮在<原诗>中确立了其"对待"范畴;其关于美丑互相对立转化的观点,富有创造性,成为其反对明代诗学两种极端倾向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正变统一诗论的内核,并形成其艺术创造的辩证之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树立了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地位.     

文论商兑三题

一、意象思维刍议朱光潜先生为证明“想象”一词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举出《楚辞·远游》和杜甫《咏怀古迹》(见朱先生《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为例。其实,古代文论中也出现过“想象”一词,见之于王若虚《文辨》、范德机《诗学禁脔》及叶燮《原诗》。但都不是作为文论的专门术语。中国文论有自己的术语,例如刘勰所谓“神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云云),这就是西方文论中所说的“想象”了。     

中国现代诗学美学基点论——建构历程的检讨与中西诗学内在美学架构

从《尚书》到《人间词话》 ,中国诗歌理论经历了上千年历史淘洗 ;新诗在中西两种不同诗歌理念的冲撞与交融中也差不多走过了一个世纪。面对中西这样两套极为丰富的文化系统 ,中国新诗非但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理论秩序和准则 ,甚至对所发生过的诗歌现象也没有做出系统的、具有说服力的总结 ,致使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 )一直游离在两栖边缘的缝隙里 ,没有自身的基点与坐标。中国现代诗学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激流中确立并建构其价值体系 ,这是自五四以来新诗理论界共同达成的文化理念。流行已久的“嫁接论”和“移植论”这两种建构论观点均有缺陷。基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国内目前诗学的研究现状 ,不妨从本体论角度找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同点     

审美感兴论

感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有关感兴的论述,在中国古代的诗论、画论中大量存在、而且形成不断深化、愈加切近审美本质的历时性发展脉络.感兴论揭示的是创作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又深深植根在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文化的思想土壤之中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思维特征,与西方创作论中的灵感论显示出带有本体意义的差异.因此,有关审美感兴论述的探索,对于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有颇为重要的价值.     

臧克家的生活诗学及其诗歌创作

时下,臧克家的诗学理论研究有所忽略.但其生活诗学理论,蕴含着臧克家对生活本真、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与诗歌之间艺术关系的体验与理解,包括创作论、美学论和诗歌评价等.生活诗学不仅显示出对诗歌创作本身及诗歌理论把握的准确性与学理性,尤其是在数字化媒介时代,更能昭示当代文学创作中生活本体的贫乏与缺席、文学创作的异变与症候,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参照与标榜、文学反思的立场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