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异端”伦理思想对雅俗文化的影响

作者以李贽"异端"伦理思想对当时及后世雅俗文化的影响为视角,认为李贽以现实化、世俗化、生活化为主要特征的"异端"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雅俗文化的发展,并促成了中国伦理思想由古代向近现代观念的转型,其敢于打破千百年相沿之是非,独出胸臆、敢言私欲个性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战斗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们在新世纪道德建设征程中进一步开拓新视野、树立新观念、步入新境界,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参考价值。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与越文化传统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表现在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他的"异端"一方面来自先辈的异端精神的感召,一方面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新神思宗"哲人以及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重大影响。作为"固有之血脉"的越文化是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其为鲁迅吸收西方文化而"不后于世界之潮流"铺平了道路。越文化精神的先进性激励着越人后俊鲁迅,使其敢于引领思想文化潮流。越文化传统中的叛逆性和坚韧性,孕育了鲁迅彻底的反叛主流话语的秉性,最终铸就了以"深刻"著称的鲁迅。     

从船山对李贽的批判看其价值取向

<正> 李贽是明末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家。他所以被称为“异端之尤”,是因为他反对封建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船山对于李贽的反传统表示极大的不满,显示了其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也就是以什么作为价值取向标准问题。从孔子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分重视人的     

论杨慎对李贽异端思想的影响

李贽异端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对李贽《焚书》中一系列评点杨慎文的文章,进行了对照式的重点论述,发现李贽与明代反理学先驱杨慎有许多同道之处。李贽非孔批儒反理学的许多观点,诸如嘲弄宋明理学家是矮子观场,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揭露君子尤能误国,清官之害大于贪官;讽刺朱熹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反对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云云,多受杨慎的影响。李贽异端思想的形成,杨慎功不可没。     

“无文时代细论文”——论郜元宝的文学本位批评观

郜元宝的鲁迅研究,紧扣"立心",指出鲁迅以"文学"为事业,以"语言"做载体,以"文章""化"人。受鲁迅感召,郜元宝形成了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观,并发展出特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式批评,即评论当代文学会自觉联想到鲁迅,时时回顾鲁迅之言,对照鲁迅之行,以这种"活用"的方式参与建设鲁迅传统,以鲁迅传统之月,照当代文学的千江之水。鲁迅的文学不仅是他的研究对象,更是他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尺。而他实现文学本位批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聚焦新文学语言,关注语言问题。郜元宝以"音本位""字本位"为切入点,详解当代作家语言构成,指出南方方言因更不易"言文一致",反而存在更多可能性。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有权作出“预言”——康德论“预言”之可能根据

"预言"涉及"未来"之"方向"、"状态"和"事件",涉及时间之"绵延",同时也涉及"因果"范畴,因而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在"经验知识-历史"的意义上,"预言"式的"推论-推测"只有"相对"的意义。康德的"批判哲学"确保了"经验"的"自然科学"作出"科学性""预言"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示了"经验性科学""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康德哲学指出在与"知识"不同的道德层面上,人类"理性""有权"作出"预言":人类历史一直是在朝着"改善-趋善"的方向进步。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胡适和鲁迅之《西游记》"游戏"说值得商榷——从眼泪的悲情视域重新解读《西游记》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重要奠基者的胡适与鲁迅,出于以往学者对<西游记>主题的长期误读而提出该著是一部"游戏"之作.神魔小说<西游记>中有184处写到"哭"或"落泪",依原因可分为12种类型.如此的描写既拉近了神魔与人的距离,又增加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西游记>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创造,部分"哭"或"落泪"就带有"游戏"成分.但由于文人世界观与情感的贯注,这部名著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郁而深刻的悲情色彩.因而,胡适、鲁迅等人视<西游记>为"游戏"之作,值得商榷.     

看客与戏子的双重批判——论鲁迅启蒙观、文艺大众化理念与戏台文化之关系

用"看客"这个中心词汇来进行国民性批判是鲁迅前期创作的重点,并由此彰显他的"启蒙"及"立人"思想。后期的鲁迅将眼光从台下移到了台上,以梅兰芳为主的"戏子"成为其集中批判的对象。围绕着"戏台"这个"台上""台下"的二重结构,鲁迅进行了"戏子"与"看客"的双重批判。其批判重心由"看客"向"戏子"的偏移,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文艺大众化"的路线,就其因果,仍然绕不开纠结鲁迅终生的话题:"启蒙"。     

文学疗治: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研究的别一种视角

鲁迅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文学疗治,但他们两人的文学疗治活动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文章从文学与治疗的视角切入,比较了他们两人文学治疗活动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疗治",基于他们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     

阳明后学的异端品格与道家风骨─—从李贽的“童心说”说起

阳明后学的异端品格与道家风骨─—从李贽的“童心说”说起李大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所谓“渐失其传”，不是说后继无人，而是说由正统走向了异端，走向了对王学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性的...     

论曹雪芹的“异端”思想

一代文豪曹雪芹,有着浓厚的"异端"思想:一方面,《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宣扬"异端"的著作;另一方面,曹雪芹的超前之思、正邪两赋哲学思想都是不为正统所容的"异端"。曹雪芹"异端"思想的形成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前代及当代思想家"异端"思想的熏陶,以及曹雪芹坎坷的人生遭遇及独特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探究曹雪芹"异端"思想,对于全面深刻认识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中国与鲁迅形象的生成

<正>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复杂性的一个代表,鲁迅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同样,作为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塑造的文化符码,"鲁迅形象"是在五四时期被建构和生成的。从20世纪中国的视角来考察"鲁迅形象"的生成、选择、想象、利用及发挥,超越了简单的鲁迅"形象学"的体系,能将"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有机关联,从而呈现百年中国文化思想的转型轨迹。这种研究体现了以"个案研究"来反映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柏拉图"相论"与中国古代本体论

中国古代的本体论思想与柏拉图理念之"相论"可以说有着本质差异.柏拉图的"相论"建立在一元惟善论"的基础之上,"相论"的致命弱点就是理念之"相"是不可再分的"单一"的非合成的完备的"一"."相论"要么导致"绝对对立",要么导致"相对对立",根本不会产生"二元非对立"思维.而中国古代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二元非对立"的思维精神——既是"二元性"构成又是"非对立"的"圆融""合一".     

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

李贽研究，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课题，有关论文、论著相当多。本文是从以下三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李贽的：一是明中后叶的义理史学批判潮，二是历史重构理论，三是市民史学。一、李贽对义理史学方方面面的批判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编《藏书》，无疑是一种"旧题新做"活动，即材料是旧的，但转换了视角，对旧材料做出了新的诠释，得出了新的结论。用他的话说，是作史，而不是述史。"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①《藏书》是一部和"旧时公案"风格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重构之作。所谓"旧时公案"，不是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写作视角上的“差异”——以《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为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定性二人之间的差异。透过《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工、无产阶级革命等核心理论问题上的写作视角确有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涉及他们政治、哲学立场的根本。并且,这些差异展现了二人的优势互补与相互合作,恰恰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所谓的"差异论",本质上就是"贡献论"——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力合作,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     

李贽反封建礼教的斗争

“杨花飞入囚人眼, 始觉冥司亦有春。”这是明代杰出的法家思想家李贽写于狱中的慷慨激愤的诗句。它抒发了这位法家战士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洋溢着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贽是因反封建礼教被反动派诬为“异端之尤”,因“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等罪名迫害致死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李贽反封建思想的特点,总结李贽批孔反儒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晚期儒法斗争的实质,更好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