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78-2007年中国27个省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TFP总体呈下降态势,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率的倒退;与1978-1992年相比,1993-2007年服务业TFP的下降幅度增大;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小于中、东部地区。服务业TFP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绝对和条件β收敛,1992年后β收敛速度快于1992年之前的收敛速度。Tobit回归表明,城市化、消费需求和市场化对服务业TFP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对其影响不显著。     

人民币国际化、银行业开放与商业银行效率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季度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并分析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结算业务规模与股权结构不同的商业银行产生差异化影响。另外，银行业对外开放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中资银行“走出去”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外资银行“引进来”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进一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则发现,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而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有负面影响。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考虑到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间普遍存在的替代效应,本文通过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考察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及区域内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起出现了退化现象,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较为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软技术的贡献甚至已超越了传统科技进步的功效。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及传导机制研究

<正>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作为母国获取技术的新渠道,已成为全球-地区背景下发展中地区经济、技术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析结果表明：全国样本下,相较于FDI和IM技术溢出的滞后提升作用和抑制作用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技术发展。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性较一致。分区域水平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较一致的空间格局。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协调促进作用是国际技术溢出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其中尤以技术效率更为重要。     

产业异质性、金融开放与创新能力——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我国的专利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总体上提升了我国的产业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内部竞争、推动技术溢出的方式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产业层面具有异质性，相对于第一产业，金融开放对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高资本要素密集度、高技术要素密集度、高风险的产业，金融开放的创新效应更加明显。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奋力走出哈尔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确定了经济增长仍属于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哈尔滨经济提质增效,需要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采取推进措施。     

武汉顶层设计“服务业升级计划”

继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后,武汉市正在顶层设计"服务业升级计划",实现工业和服务业"两业并举",提升武汉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希望,规划内容要尽力覆盖全域、全行业和全时空,政策制定要分行业、精细化,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操作性,"一服药对症一个行业"。据初步计划,武汉市服务业升级将重点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商贸中心、会展中心、工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