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

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应当是指检察机关为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依法对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及其公务人员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当前,检察机关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拓展监督路径,是新时期加强检察工作的需要。     

论违法行政与主观过错的关系

违法行政行为与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违法行政行为是否需要以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行政主体的有过错行为必定是违法行为,但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则不一定是有过错的行为。在某些特殊场合,虽然行政主体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但是法律要求行政主体对其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行为也应视为违法行为。从总体上讲,行政主体的违法包括过错违法和无过错违法。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一个比较的分析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是司法审查中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行政程序违法的判断需以科学界定"法"的外延为前提,同时应充分考虑行政执法的实践.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灵活处理而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结果,乃是域外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中国与加拿大比较为视角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界限问题,在中外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聚讼不休。这首先是源于行政犯罪的相对性,以及中外刑事立法形式的重大差别。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不仅在客观方面存在危害后果的差异,而且在主观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对这一危害社会的行为究竟是界定为行政违法抑或行政犯罪,既要考虑立法目的,更需要结合本国的立法特点进行抉择。     

行政不作为违法之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违法以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以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未履行为必要。怠于行使自由裁量作为义务的行为只要违反合理原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行政不作为违法造成相对人损害,只有在相对人具备公法上请求权时,方有可能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必须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分层次考察,其中行政不作为违法作为损害产生的原因力是从行为的社会意义角度理解的。     

论行政违法的本质与特性

行政违法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的一种违法形态，与民事违法及公民的违法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本质上，行政违法是一种具有“公害”的行为，它对社会秩序、政府形象、法律权威、守法环境等都具有破坏性，在特征上，它具有行政性、违法性、侵权性、受制栽性和救济性以及与腐败的并发性。对行政违法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寻求有效的防止和弥补途径。     

行政瑕疵行为辨析与补救

行政瑕疵行为应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确立这一内涵虽然没有排除对行政瑕疵传统违法性的认识,但轻微行政违法的瑕疵可视为具有合法性,这更加有利于对无效行政行为、可撤销行政行为、补救性行政行为的判断与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与无效、可撤销、瑕疵之间的混乱局面,呈现一个较为体系化、具有合理性的状态。同时,通过表象分析,提出对行政瑕疵的监督与补救。     

论违法行政责任的分类

违法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应当依法承担的不利后果。为了深化违法行政责任理论和完善违法行政责任制度，应对违法行政责任作以下分类研究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责任和行政公务人员的违法行政责任，内部违法行政责任和外部违法行政责任；补救性违法行政责任和惩罚性违法行政责任；财产性违法行政责任和非财产性违法行政责任；权力机关追究的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机关追究的违法行政责任和司法机关追究的违法行政责任；抽象违法行政责任和具体违法行政责任。     

犯罪故意成立视野下的违法性认识

违法性认识问题历来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在犯罪故意成立的视野范围内探讨违法性认识,应该从概念界定、构造和价值等方面进行,得出违法性认识是对行为违反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意识,即是行为形式违法性的认识,并且以直接、现实的认识为已足的结论,肯定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价值。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困境及完善

确认违法判决是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判决方式,也是其法律适用现有主要纰漏的集中体现。因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的法理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确认违法判决法律定位认识不足,以及诉前程序的过滤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等原因,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存在起诉条件不一,审查期间不明,违反检察建议制度的法律后果不确定,判决结论适用混乱等主要问题。应通过遵循复合式起诉条件,准确确定审查范围,确认逾期或未予回复检察建议的行为违法,详细释明判决结论适用标准等举措来加以规范,从而有效督促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稳妥实现。     

论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本质的合理性

在作为规范学科的刑法学当中,犯罪的本质只能是刑事违法性而非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刑事司法;其内容既包括行为在客观上与法的秩序相违背,也包括行为人本身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存在罪过并具有归责可能性。刑事违法性中所指的“法”应指法律规范而非法律条文,指实定法而非应然法,指具体的法律规则而非抽象的法律原则或公共政策。相对于社会危害性而言,它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标准;在司法的意义上,它是犯罪成立的惟一条件。     

论契约行政的理论基础——兼评“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私经济行政理论是契约行政的理论基础。私经济行政,又称为国库行政,是指国家立于私人的地位,适用私法规定所为的行为。私经济行政行为一般可分为下列三种:以私法方式辅助行政的行为;行政营利行为;以私法方式达到行政任务的行为。从私经济行政理论可以看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并不成立,"行政契约"是一个伪命题,产生这样的误区,可以说是由于把行政法理解为管理法而缺乏对其"公共服务法"特征认识的反映。     

行政垄断可诉性探析

行政垄断具有经济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现行法的规制方式主要是行政制裁,难以抑制其危害性。文章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制订反垄断法,建立行政垄断的司法审查制度,加强行政垄断(特别是抽象行政垄断)的可诉性,纠正行政违法行为,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措施。     

行政判例存在与发展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存在行政判例制度。我国法律不承认行政判例的约束力,但实践需要对行政判例的辅助法源地位予以肯定。行政判例具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并推动司法实践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分析

金融互联网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时代和观念变化的产物,互联网因素并没有改变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功能和金融本质,这决定了金融领域仍是监管和规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争议不仅在于网络融资的合法性问题和风险性评估,更在于其中前置性法规和刑事性法律的脱节和滞后。网络融资的基本方式决定了多元化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风险。与网络融资行为密切相关的刑法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和非法经营罪,是否构成各罪取决于网络融资平台本身的运营模式和事实行为。刑法应该坚守“二次违法性”理论的底线,在行政犯问题上保持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因此必须尽快完善监管法律法规,而非轻言刑事法律的介入。       

论行政不作为违法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不作为违法是行政违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进行司法的最终救济,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民族行政法特点初探

民族行政法不仅是我国行政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民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行政法虽然也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点,但在法律渊源、内容和立法上又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对其进行初步探讨,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关注民族行政法,努力完善我国民族行政法体系。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行政行为公定力问题研究

文章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渊源入手,分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认为行政行为的“完全公定力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理念,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理论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并提出了相关行政立法建议。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之原因探析

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已越来越暴露出其缺陷.把抽象行政行为列入诉讼范围是法治所需,这不仅有法理依据而且有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