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论魏晋六朝赋之用典及其审美特征

好用典故是魏晋六朝骈文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这一时期骈文的分支之一--魏晋六朝辞赋,其用典的特征不但自有其渊源,而且在当时文人手中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从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奠立了一种古雅的审美类型,对诗歌等文学体裁都有一定的影响.     

“启”在魏晋六朝的衍化

启产生于上奏类公文不断细化的过程中,它从表、奏中分离衍生,乃是出于承担言细小公务的需要,面目没有表、奏庄重严肃,篇幅也往往短小。至刘宋,谢物小启从启体中分化而出,这一方面是启体一些内在要素发扬光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乃因谢物小启的作者和行文对象之间关系密切,在书体影响下,此类启文具有了私人交流的性质,表现在为私事而发,寄寓作者感情、生活情趣、行文骈化等方面。启至此向书体靠拢,与书体相融。受强势文体影响,某些文体发生演变分化,这是文体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

魏晋六朝是玄学之风昌炙的时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玄学风尚充斥的人物品评风气、清谈玄理充斥的有无之论、言意之辨等哲学论思对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的建构与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魏晋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呈现出了重筋骨、重神韵、重意象批评、重书家主题情思的理论批评特征。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附加式后缀从上古到魏晋六朝的嬗变

附加后缀在上古有三个主要特点:从战国开始,"然"就占据了后缀的主导地位;后缀由A然发展成AA然;后缀以附加式形容词为主。到魏晋六朝时期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后缀不断出现;词类的不断增加;AA然呈急剧下降态势。由此得出结论:后缀"然"在上古就占主导地位,到魏晋六朝后缀词类不断增加,AA然经过上古的繁荣鼎盛之后,已渐消退,分化为AA式和A然式。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六朝的谦敬称谓

魏晋六朝非常讲究礼貌用语,看重谦敬称谓。从《世说》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谦敬称谓一是承袭上古,其指称对象和用法未发生变化;二是上古虽表谦敬,但指称对象,程度和用法这时都发生了变化;三是这一时期新生了不少谦敬词或上古不作谦敬称谓而这时用为表谦敬的。谦敬称谓有四个主要特点:1、谦敬词与该词的本义或古义有着密切联系;2、具有鲜明的尊卑等级色彩;3、从使用的情况看,有不少表敬的名词,常常添加在姓氏名号之后;4、从构词方式来看,以偏正式为主,附加式次之,其他方式很少。     

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

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揭示“韵”的审美分野现象,是基于对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学理考量,旨在统一性之外探求差异性,以呈现“韵”的复杂面貌。文艺美学对“韵”多层涵义的参与性建构及选择性使用既存在意界融合,也存在审美分野,且后者要早于前者。经过考证,现存佐证“韵”字始于先秦及汉代的文献或不可信或存疑,至三国曹魏时期才出现对“韵”的释义,以之为“音和”。晋人品评人物舍声言韵,将“韵”指向抽象的人物气度,以不和谐的放旷怪诞为大韵;其后南朝画论与文论形成了“舍声”与“即声”论“韵”的审美分野。谢赫《古画品录》所论之“韵”不是指形式的和谐美而是指形象的生动传神之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汉代元气说而是魏晋玄学的形神之辨,它契合的是中国美学传神写意的理论体系。刘勰《文心雕龙》中“韵”字有33处,基本没有脱离声韵范围,其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刘勰固守“韵”的本义,呼应了当时重视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他忽视“韵”之新义,由此形成了他在韵论上的历史局限性。文论对“韵”之形上性的探讨至宋代才有突破,随着余意之韵在文论中的出现,“韵”在文论与艺论中才走向意界融合。     

魏晋六朝价值观的非道德倾向与侠的功业意识

魏晋六朝时代,崇侠尚武意识带有明显的非道德性倾向。这一时代有卓异武功及特殊才能的人得到格外重视,豪强们纷纷网罗个人势力,即使这些人年少时曾有失检越轨行为,然而非但不构成其得到提拔重用的障碍,反倒恰恰说明他具有出相入将、沙场建勋的英雄气质。这种情形的描写模式在后世史书、乃至野史笔记和小说中仍在持续沿用。侠义人物自身这种曲折的奋斗历程值得注意,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记载的方式。人才价值观上的重才轻德,有助于侠文学主题向江湖文化、民间俗文学靠近,从而为后世文人诗歌的功业之咏与下层的民俗传闻,构成了较多共生互动的条件契机,也增加了侠主题史突出的“泛文学”特色。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魏晋六朝文化话语重构与《诗经》注释新义的发生

魏晋六朝儒学家为了维护其社会话语权,在摆脱汉代经学的话语限定后,开始重构新的话语:以圣人为终极关怀,以道为核心,以象、言、意、情、性为关键词。《诗经》在圣人话语的影响下产生了重情性、事理,倡伦理之道的新注释。     

六朝书论中的“骨”论

"骨"是六朝书论的核心范畴,多指对书法笔力的要求.六朝书论中"骨"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书法艺术美的根本在于力美.六朝书论中"骨"论的兴盛,缘于汉末魏晋人物品评的风习,也缘于六朝文艺批评的需要.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古史分期论辩中产生八种"封建说",其中"魏晋说"最为丰富和系统,这是与尚钺的研究和倡导分不开的.他系统提出了古史分期理论,辩驳了"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对于"魏晋封建说"有开创之功.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试论汉语词汇在魏晋六朝时的复音化发展——以《论语》、《孟子》、《世说新语》为例

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到魏晋六朝时期,复音词数量大增.由单音词变为复音词,基本的方法有三一是以原有的单音词作为一个语素,构成新的复音词;二是由原来两个经常一起出现的单音词或词组不断凝结稳定而成;三是将原来用单音词表达的意义,换成一个新的复音词.构词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附加式出现了新的形式;二是联合式中的反义联合明显增多;三是偏正式中出现了新的类型;四是动补式的发展;五是动宾式的增加;六是名+量式的产生.影响词汇复音化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其中主要有词义的引申发展、复音词表义的具体准确、汉语节奏的习惯与特点、辞赋骈文的兴起、佛典的译介等五个方面.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魏晋文学自觉中“三曹”的作用与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时期,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文化呈现着多元化的状态.曹氏父子在文学批评方面迭树丰碑,在他们的引领下,创作主体的个性迅速觉醒,促使中国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文学创作成为了有目的的自觉追求.     

三类世界里的忧患情怀——浅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悲剧色彩

面对魏晋六朝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敏感的文人学士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变幻和生死的无常。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是魏晋六朝时代文士生命意识觉醒的呐喊,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三类世界也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士忧患情怀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