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视域的再反思:被颠覆的文化霸权

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著作中,借助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剖析和批判了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揭示了在西方文化中东方学是一种霸权话语,它使东方人被当做"他者"而被观看、被描述、被贬低,并试图探索出颠覆文化霸权的策略,以求得东西方之间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虽然萨义德颠覆文化霸权的策略在现实世界有它的局限性,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如何与霸权国家相处,怎样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反对霸权主义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比较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之间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从文化领域向知识话语即东方学学科领域的深入与扩散,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文化霸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本文详细地分析了文化霸权理论与东方主义两个方面的相同点,剖析了其理论本身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理论的现实目的的根本差异,使我们对无产阶级复杂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的本质与殖民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理论的借鉴

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主要包括对东方学的剖析、对话语革命策略的探索,以及对未来理想文化蓝图的建构。在这几个方面,赛义德分别借鉴了福柯和德里达的有关理论。他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来剖析东方学,揭示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霸权话语;用福柯的权力与反抗关系理论来探索话语革命的策略,指出消解话语霸权的方式是争夺话语权;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来建构未来理想的文化蓝图,提出作为自由游戏的杂交文化理论。     

从《东方学》看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

爱德华·W·萨义德著的《东方学》一书中,东方学一词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本文主要针对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支撑和切入点,看当今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     

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东方学产生于西方殖民化东方的过程中,其精神实质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制造的权力话语。《东方学》一书的主题,一是清理东方学的历史演变,二是揭示东方学的理论要旨。《东方学》的学科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探析

赛义德在福柯话语意义上理解东方主义,把东方学知识称为“东方学话语”,从而质疑其知识合法性,这是其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核心。赛义德解构东方主义的最大意义不是得出了什么结论,也不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如何对话与共生等一系列问题。     

西方视野下的东方--谈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本文描述了萨义德《东方主义》产生前后美国的社会背景,探讨了其理论基础的三大来源: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福柯的知识与话语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某些特征。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东方学》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 ,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 ,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 ,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探析

赛义德在福柯话语意义上理解东方主义，把东方学知识称为“东方学话语”，从而质疑其知识合法性，这是其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沧的核心。赛义德解构东方主义的最大意义不是得出了什么结沧，也不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如何对话与共生等一系列问题。     

流亡中的知识分子:重读萨义德

流亡的反思、知识分子的再现和业余者的世俗性是萨义德主体文化批评理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亡是知识分子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流亡赋予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的立场;知识分子的再现是考量其学术立场是否公正和判断其职责是否履行的关键;＂业余性＂是知识分子再现的全新角度和有效手段,文学批评应该立足于＂世俗性＂。萨义德的经典作品对于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

西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形态与立场都比较复杂,本文所考察的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暗中支持了一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观。     

诠释检验范式的建立及应用——分析爱德华·沃弟尔·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过度诠释

爱德华·沃弟尔·萨义德(以下简称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准确再现了“东方主义”:“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1]。而在接下来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     

《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解构主义思潮对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影响

解构主义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反对秩序与僵化,强调多元差异,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抗的后现代立场,为萨义德质疑东方学的一系列二元本质主义的对立提供了理论武器。萨义德以后现代立场关注边缘性、含混性,关注二元对立的消解,并以福柯的权力—知识观对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和西方知识的权力体系进行了批判。     

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

东方主义研究起于《东方学》,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还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观点与方法。学界一方面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意义上批判东方主义,扩大与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域;另一方面则反思《东方学》的学说体系、认识论基础及其价值观念,试图超越其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假设,从或东方或西方的文化立场到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从东方主义到全球主义。     

“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及内涵衍变

“混杂性”是当今文化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混杂性本为生物学术语,在十九世纪殖民种族主义话语中,沾染了负面的种族与文化内涵。法农等反殖民族知识分子批判了种族主义的混杂观。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混杂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义德强调了文化混杂性的普遍存在,驳斥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纯粹观。霍米·巴巴从语言与文化层面论述了混杂性的颠覆力与能动性,建构了混杂性理论体系。“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与内涵衍变,反映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     

萨义德学说的“中国化”

中国学界对萨义德的关注集中在他的"东方主义"理论,而对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阐述却较少论及,导致以抨击东方学而著称的萨氏学说旅行到中国后遭到了碎片式、片面化的理解,这种萨氏学说的"中国化"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我们对萨义德理论的深入理解.     

东西方文化话语与"交往理性"

萨义德积极唤起东方反对和消解西方霸权文化,但其强调消解而忽视建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因此,东西方文化要实现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交往者应当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通过对话过程以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达到相互理解;同时,采取“互为主观、互相参照”的做法,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为本民族赢得文化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从葛兰西到赛义德: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后殖民主义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较为温和与隐蔽的关系。赛义德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很大启发,把这一理论扩大运用到西方对东方的关系上,指出当今东西方关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赛义德等一批后殖民理论家所致力的就是要解构西方话语霸权,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