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文学名著复译的必要性——以《德伯家的苔丝》两个中译本为个案

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译者有不同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名著复译是必要的.     

论不同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及翻译策略之操纵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两个维度来辩证地阐释了在译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社会和个人两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将其操纵结果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从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得出,三者关系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试论影响译者选择的五种因素

翻译过程是译者不断做出决定与选择取舍的过程，是译者主体性能动作用的一种体现。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有多种，本文从意识形态、译者的文化取向、译者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以及译者的个性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以实例说明这五个方面是如何影响译者选择的。     

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

晚清时期大量的域外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但此时的小说翻译却因其对原作的不忠实而受到后来学者的非议或者不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从晚清时期的意识形态入手来解释当时小说翻译中的一些现象,指出译者对翻译小说题材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认知程度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译者对翻译对等的操控——意识形态与诗学追求

对等作为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从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向着多层次的、语用的和文化功能的层面拓展。但是,从译者角度解读翻译中对等问题的研究还属鲜见。论文以Robinson的＂翻译身体学＂为理论框架,以系统范式为指导,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两方面探讨了译者个体及其历史背景对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决定了其翻译作品对等表现的性质。     

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

探讨基督教意识形态在三个传教士《论语》译本中的具体体现,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均有必要作文本(翻译本身)与副文本(注释、序言、绪论等)的分疏。在翻译层面上,译者追求隐形而不可得,意识形态作为其诠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着译者对他者的理解,往往造成无意识的"误读"而非有意识的"操纵"。但在副文本中,译者则会正面现身,进行知识管理。     

英译中国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影响研究

对外籍翻译学者英译中国作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解码过程、翻译目的的确定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几个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译者应该相对地看待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避免绝对化,把该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镜中世界──译者角色的研究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本文着重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问题;译者不是模仿者,而是表演者。翻译行为不仅受原作的束缚,而且还受到译者所在文化、译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影响。通过对译者、译作的研究,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文化的变迁,而不只是翻译技巧的优劣。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鹿鼎记》英译本与原作中的部分措辞差异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鹿鼎记》原文和其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的部分措辞,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总是很难摆脱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和制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用自身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替代作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文本呈现出与原文文本相异的特质.     

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论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20世纪末翻译界的一大研究热点,至今对此论述甚多.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绝对.事实上,翻译对意识形态亦有巨大影响力和反作用力.以中国历史上几个重大翻译史实为例,分别论述翻译对译者意识形态立场、译入语本身以及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力.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论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关系——以梁启超译介拜伦为例

通过考察梁启超对拜伦的译介,作者强调翻译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译者的自主意识观念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个人的主体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本例,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还不够,有待完善.     

纵观翻译历史,看意识形态之影响渗透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直到当今的诗歌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杰出译者进行详细分析,以窥探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中其不同渗透效果为目的,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典籍翻译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新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叙事话语的角度

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翻译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