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文章选择《呼啸山庄》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文本,从词汇、语态以及会话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译者性别对文学文本翻译的影响。分析表明:译者的性别与译者的文化身份一样会对翻译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性别的译者对于异性话语的“性别化”处理。       

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及其他

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劳瑞·张伯伦在《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消极的“忠实”原则，揭示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评介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来分析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探讨其贡献以及尚待完善之处。     

女性主义翻译探究

翻译的性别化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本文将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目标及女性主义的翻译观等三个方面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具体阐述。     

“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谈起

性别差异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石。该理论认为性别差异贯穿于传统翻译的整个过程,主要体现在“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两个方面。翻译的性别被定义为女性,为女性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而性别中的翻译主要关于两性译者对于译文不同的贡献,尤其是“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     

中国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中国后,引起了国内对翻译研究的性别视角的关注。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以及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三个方面论述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发展之路。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女性主义一词是跟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这种理论使人们注意到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身份、性别、政治立场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对翻译研究具有多重启发意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能否被更多的人接受尚需时间的验证。     

对Gender译为“社会性别”的几点质疑

如何翻译“Gender”一词，是中国学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一些学者和项目的推动下，用“社会性别”来翻译“Gender”，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流行。但译为“社会性别”一词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与“Gender”的原义不完全一致，二者是难以获得大众的接受，三是割裂了与生理因素的联系，四是忽略了主体的作用，因而可能对“Gender”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通识课——一项基于女子高校外语课堂教学实证的研究

女性生理和经验决定了她们特有的与男性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男性与女性必然在翻译用词、理解文意、翻译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女性主义翻译是在女性主义立场论下的翻译，它在凸显翻译的价值取向和性别意识等问题上具有进步性。将其理论引入翻译通识课教学，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提升女校办学特色及优势，使课程建设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个性特征，还对培养提高女大学生人文素质，使其树立正确的社会角色具有积极意义。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解读“不忠的美人”

＂不忠的美人＂是翻译界流传很广的一句经典,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从女性主义及其翻译观入手,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该理论的局限性。     

女性话语权力在翻译中的争夺——以评析祝庆英所译《简·爱》中文译本为例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话语与权力永远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话语产生权力,权力也产生话语;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只有争到话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话语权力理论给翻译研究也带来启示,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转换的翻译更是权力争夺的场域。尤其对于在翻译中长期被遗忘的女性角色来说,话语权力把性别问题重新放大,让女性看到了为自己争夺权力的机会。基于话语权力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文结合话语权力、性别和翻译三个方面,提出在翻译中争夺女性话语权力的命题,并以女性译者祝庆英的《简·爱》中译本翻译实例为证,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女性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实现对权力的争夺。     

找寻“失落”的群体——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意识逐渐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在其影响下,北美、欧洲和英国的翻译学者相继展开了"挖掘失落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译者"的研究活动,其成果大大丰富了西方翻译史的研究,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引发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热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本文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作出了反思。     

从科学话语到文化话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和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其原因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迟迟不能建立科学的范式，对翻译实践又缺乏指导作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翻译的文化观应当与翻译的语言观相结合，才能最终促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突破。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译者主体性——析朱虹译《今天没有太阳》

女性主义翻译引入了性别译者的概念,拓宽了翻译研究范围,扩大了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凸显了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的主体性。著名中国女翻译家朱虹对中国女性文学翻译有杰出的贡献,值得特别关注。本文将通过朱虹所译的《今天没有太阳》,来分析其在翻译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译者主体性。     

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概念背后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概念的再度概念化过程,并分析它给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革新。然而女性主义的“忠实”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实践效果,交流的困惑提醒女性主义译者思考重新诠释“忠实”的必要。     

卢思源翻译的“层次感”研究在日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方面，卢思源提出了七种设想，为翻译教学实践与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翻译实践方面，卢思源提倡要“动态对等”，不要“形式对等”。他对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和阐释融汇了各种翻译理论精要部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将其研究成果运用到日语翻译教学，从语法、词汇、内容、背景要素等方面指导学生实现“深层翻译”，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适应与选择:从生态翻译学看朱光潜的美学翻译

翻译是朱光潜美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途径，没有翻译，也就没有他在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累累硕果。文章通过对朱光潜美学翻译实践及其译论进行考查，发现朱光潜的美学翻译活动，是在受到当时翻译生态环境因素影响下的适应与选择，是“译有所为”的体现，而在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更是体现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作用。作为翻译群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光潜实现了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准确选择，取得了美学和文艺理论翻译的巨大成就。     

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生态翻译学及其生态三维度

生态维度的翻译研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以生态翻译学及其生成语境为切入点,通过阐释翻译研究的物种、性别和种族生态维度,进一步揭示了翻译中存在着主体性与非主体性、中心化与边缘化的差异,这种种差异包含了人类中心论、男性中心论以及种族优越论思想,阻碍了翻译中主体间性对话的流畅实现。翻译研究的生态维度突出差异意识,把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引入翻译研究,实验和建构翻译研究的生态理论,解构各种中心主义,维护翻译研究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建构之诠释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吸收和借鉴了解构主义、读者反映、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精髓,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把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翻译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而最终形成的.该理论旨在揭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消除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确立译者和作者同等,确立译者主体身份;改变女性弱势文化,争取女性从边缘话语向中心话语的转变,以逐步消除父权理论一言堂的权威,最终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教学 ——以中华女子学院为例

社会性别视角融入后的翻译教学实践,可通过生动的范例分析向学生展示不同异域文化如何通过语言的微妙权利机制进行性别压制,有助于寻找翻译实践中针对性别的各种区别对待,考察性别用语差异背后的思维逻辑,帮助女大学生树立女性主体意识并引导她们克服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重建正确的女性价值观,克服性别刻板印象,促进自身多元化发展.翻译教学与社会学交叉时依靠科学方法论来界定术语很有必要性,同时鼓励大胆实践,向原语文本的性别视角靠拢、积极调动相应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再现原作女性意识、女性尊严与真我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