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的焦虑”和“创造性误读”——简析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

本文从"影响的焦虑"和"创造性误读"入手,对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理论的一些关键词进行了介绍和解释,指出了布鲁姆对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转义问题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是一套建立在转义修辞基础上的诗学影响理论，集中体现为一个六重转义系统，主要包括反讽、提喻、转喻、夸张、隐喻以及代喻，误读的发生基于语言内部的不稳定性，发酵于本义和转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定格在前文本和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影响”成为一个语言结构戏剧化后的历时叙事。和其他解构主义者强烈的解构倾向不同，布鲁姆的误读地图，是一种针对现代主义批评混乱的转义防御机制，以解构前驱为始，以建构自我为终，重申了意义的在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解构主义理论之虚无主义的纠偏。     

传播学视阈中的误读机制分析

当前学术界内外对布鲁姆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的观点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尖锐对立的评价。其实运用S·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分析符号外延与内涵结构特点以及内涵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联系,从符号传播的动态角度把握误读产生的原理和机制,并根据霍尔关于符号的意义是编码者和译码者共同建构的这一主导思想,可以说明布鲁姆观点的可论证性。但要准确表述布鲁姆的观点,传统上针对文本而提出的误读、正读等术语的内容则需要作重大修改甚至彻底摒弃,因为所谓的文本意义没有客观性。     

解构主义文学误读理论辨正

解构主义文学误读理论的"误读"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正:第一,误读理论并不只是强调读者的阐释活动,同时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经典文本的历时性差异运动,而在这种运动之中,"作者的焦虑"才是关键所在;第二,误读理论在肯定所有阅读都不是单一解释的同时,又指出在对文本进行解释的时候存在界限,超出这一界限所作的解释是不合理的,误读的界限就源于"文本"。     

试论“误读”在学界的被误用

论题梳理了与"误读"相关的文献,分析了目前学界对这一词语的误用:国内学界对它的使用一方面仍延续了过去对该词的贬义理解,另一方面又受西方误读理论影响,两方面显现出明显的矛盾和错位.此外,存在多将"误读"与接受美学嫁接起来的现象,为意义的阐释设定界限,从而遮蔽了误读希求达到的文学充满创造性的活力的状态.     

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

"影响的焦虑"是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关于诗歌影响研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有着先天性的焦虑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发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漫游海底一段受当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的影响,在仿写过程中,吴趼人试图对《海底旅行》有所超越,而这一心态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

误读理论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涵盖了不确定性、互文性、反形而上学等重要解构思想。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接受的角度,认为误读是读者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二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误读理论在此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而受到重视;三是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内在体系的研究,增进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认识。     

影响的焦虑与混沌中的超越——论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的解读

德勒兹对培根绘画的解读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相映成趣,布鲁姆的方法是诗歌的强力误读,而德勒兹的途径是返回混沌并从中再次现身,他们看似选择了不同路径,实则关注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同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前人成就的庇荫之下,在一个充满了具象和先定经验的世界中,艺术家应该怎样实现自我突围。此外,布鲁姆批评的强烈主体性特征在德勒兹对培根创作分析中得到了拓展,影响的焦虑是创作中所必须面对的心理壁垒,它不仅来自于传统,也来自于现实物质世界,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带有一种深刻的人类学关注,体现出作为一种精神普遍性的艺术经验的特点。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通常存在于阅读活动中的"误读"现象,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指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对他者文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异性理解。接受者的主观动机、文化交往的客观条件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主要原因。对误读的研究和关注是当代意识的产物,反映出对文化差异性的重视。误读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它往往是对被理解的文化主体的一种丰富和扩展,也是打破不同文化间无联系状态、导致认同和理解并产生新的文化内容的契机。     

谈谈接受中的误读现象

误读是中西文学阅读中亘古就有的现象 ,不过形成系统的理论在当　代。误读产生有着一定的时代、民族、个人因素。误读产生在创新的基础上 ,并且开拓了审美领域 ,挖掘出了新意。不过误读存在着正误与反误 ,而且过于强调误读的超越往往会忽视继承。面对误读 ,要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总原则 ,并全面对待不同个性化的阅读 ,树立正确的误读观 ,使社会主义文学阅读园地百花齐放。     

奈达理论新解“等效翻译”非奈达理论——“等效翻译”乃中西方译论家误读而产生的翻译标准

受西方误读和误译的影响,中国译论家将奈达的Functional Equivalence误译成"功能对等";后来"功能对等"进一步被错误地推演为"等效翻译"。"等效翻译"原则是中国一些翻译理论家在西方译论家误读误译Equivalence的基础上自己创造的翻译原则;它的理论基础违背了翻译的本质,没有实质理论内容和体系。Functional Equivalence被译成"功能对等"曲解了奈达翻译理论,"功能对等"被推演为"等效翻译"进一步曲解了奈达翻译理论。     

“误读”现象的认知探析

文本的唯一性和读者的多样性决定了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多元解读与误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过度”阐释将会使多元解读演变成误读。误读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防止“曲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并尽量做到尊重文本,尊重作者意图。     

颠覆与误读──“五四”反孔思潮之检讨

陈独秀等人掀起的反孔思潮, 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对于清理传统因袭中的负面因素和接纳、传播西方思想和文化中精华部分是有极大裨益的, 但他们对儒学有着一些较明显的误读倾向。这首先表现为泛化、剥离孔子伦理学说的某些特定内涵, 其次表现为简化、回避儒家伦理学说的复杂性。究其原因, 与“五四”反孔思潮的历史前提、知识分子焦虑愤激的心态有关, 此外, 进化论的哲学观念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希金对莱蒙托夫创作的“影响”探究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之间所存在的"影响"关系乃学界一大共识,论文尝试用布鲁姆"影响"理论阐释普希金之于莱蒙托夫富有"奇异"色彩的"影响"轨迹。作者认为"影响"既促成强者诗人莱蒙托夫的诞生,也促成前驱诗人普希金其人其作在莱蒙托夫作品中的复活;而莱蒙托夫接受与摆脱普希金"影响"的"焦虑"过程,乃是一个渐进式的内化"修正"过程,大致经历了仿写、重写与续写这三个阶段。     

《影响的焦虑》之误读

介绍了布鲁姆的六种"修正比",以及他对弗洛伊德的某些侧重点的修正。指出了布鲁姆的三个缺点:即试图采用醒目、华丽的语汇以独树一帜而取胜;论证时经常采用循环论证的方法;静态地、历时地考察文学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本书并没有达到布鲁姆所标榜的"具有矫正作用"的目的。     

误读·漏读·讳读——刘济生新著《历史的误读》三大贡献

刘济生教授新著《历史的误读》(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下简称《误读》),是一部充满启蒙意义的好书,其文笔隽永、思想深刻、振聋发聩、语惊士林.读完此书后,掩卷沉思而百感交集.此书书名起得太好了!它提醒人们被误读的历史还真不少.细想之后,我们又感到不止是误读,对历史的漏读、历史的讳读、历史的偏读--或者说瞒着的历史、隐去的历史、曲解的历史、枉说的历史,真是汗牛充栋,由来已久,古今同然.《误读》一书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既有对误读的正读,也有对漏读的补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我认为《误读》最大的贡献有三: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严译误读“艺术”的解构主义诠释

翻译需要应对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是文化的差异,加之译者的主体性意识等因素,造成了翻译中误读和误译的必然性。以严复的误读为例,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诠释严译中误读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同时解释严译创造性误读的正面积极意义——原作意义的实现与丰富、译者与读者主体价值的体现与制约。     

Rewriting:“改写”还是“重写”——兼评对勒菲弗尔理论的相关误读

翻译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rewriting"一直有两种中文译文:"改写"和"重写"。对"rewriting"提出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来源的分析表明,勒菲弗尔的理论深受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结合对"rewriting"概念演进过程的追根溯源及相关的词源学辨析,"重写"这个译文被认为更能涵盖勒菲弗尔理论中涉及到的各种研究对象,更能体现勒菲弗尔思想中挑战作者中心论和原本中心论范式的本质,并能赋予"rewriting"更普遍的哲学内涵。同时,由"rewriting"译文的不确定导致的对勒菲弗尔理论的相关误读也可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