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书》荒政思想研究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董煟撰写的一部荒政专著,共三卷。第一卷"考古以证今",记述了历代的救荒事例,并阐述了作者对这些救荒制度或措施的理解与评价;第二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阐述了宋代的救荒之法,指出了存在的弊端及改进的建议;第三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记录了宋代名臣的救荒思想及救荒实践。作为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荒政专著,其内容与体例均对后世的荒政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洋务派防灾救荒思想与实践述略

洋务运动时期,恰逢“清末灾害群发期”进入高潮阶段。针对灾害频发引致的严重灾荒,洋务派一方面对传统灾异观展开批判,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入手思考灾荒成因,并尽力探求救治对策,同时他们当中的实权派在各自辖区内尽力将有关的荒政主张付诸实践,取得了较好的防灾救荒效果。     

苏轼救荒思想述略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一生坎坷,仕途多艰。在其出任地方官吏期间,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救荒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救荒思想。他加强国家调控,以解决国家财政制度与地方救荒间存在的矛盾;明确责权,健全救荒的行政程序和监督机制。尤其是灾前管理和灾害预警思想最具前瞻性和科学价值,为后世的灾害管理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论范仲淹的法律思想

范仲淹在立法思想上强调修德省刑、以德化民和精审号令,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法令要尽速颁行,对有碍于惠民、养民、顺民原则的苛刻之法和烦而无信的法令要变革。范仲淹在司法思想上特别强调明慎刑赏、赏罚惟一,在对用法征滥之弊尖锐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国情理审刑名、慎重天下之法的司法思想。范仲淹在执法思想上强调澄清吏治、良交抚驭,并对执法官吏的选拔、培养、使用和考察等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意见。     

论范仲淹的佛禅思想及其人格精神

范仲淹的一生志在致君尧舜。《岳阳楼记》中他“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俨然带有佛家的意味。融合儒释思想的范仲淹为后来的士人树立了“宠辱不惊”的独立人格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大乘菩萨道“悲心宏愿”的最高境界,为世人诠释了“有无之境”的完美统一。     

论范仲淹的边防思想

范仲淹是宋夏战争中重要的边防将领之一，他在陕西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和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在经略陕西、兼知延州期间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改革兵制，严明军纪；二是，修城筑砦，层层设防；三是，招徕流亡，招募土兵，淘汰赢弱；四是，推行屯田，减免赋税，让民互市，以通有无。此举加强了北宋西北边防。改善了陕北兵民的生活状况。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

范仲淹没有简单地复述前人有关"民本"、"民贵"等仁民思想,而是集成并创新儒道佛三教爱民智慧,提出"民体"概念:"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强调君王应该像护养自己的身体一样护养百姓。惟有身体安好,君王才安好;一旦身体患疾,君王即衰弱。除身体之意蕴外,民体之"体"还具有根本、本体和整体等诸多涵义。他认为,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正。君王心正,方能身正,身正方能正四方。而君王心正,又莫如效法尧舜,行仁政,安民生,厚民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民体又可阐释为体民,体民之疾苦,体民之诉求,体民之境遇。     

简论范仲淹的思想言行及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明显转变,由颓废无为转向积极高昂.其中.范仲淹起了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并积极实践,奋不顾身,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大夫学习效法的楷模.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试论清代的荒政

清代自然灾害频繁,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因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非常严密的荒政制度,开支巨大,组织严密,成为历代王朝的集大成者。清代的荒政重点集中于救灾和重建两方面,颇有创新,为清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国力与荒政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清代后期荒政的败坏,又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衰落。     

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 ,可分为三类 :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 ,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 ,南宋以后渐趋减少 ;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 ,南宋以后一直沿用 ,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 ;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 ,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 ,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 ,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 ,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

1920年,豫北大旱,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人很多,而当局没有人出面组织抗灾。李敏修等人当即发起成立汲县救荒公所,并设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以领导抗灾。汲县救荒公所在查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救灾,设立“凿井”社和“振民”社等。这样,汲县不同层次的灾民施以不同程度的救济。     

范仲淹知庆州的措施和影响

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到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抗击西夏。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范仲淹知庆州具有积极的影响。     

汉代救荒对策论略

汉代荒政已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汉政府在救荒实践中 ,往往能从战略高度出发 ,在灾前、灾时和灾后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备荒、救荒的策略措施。本文从文献资料出发 ,对汉代的救荒对策作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分析。这些措施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它对于今天预防灾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

民国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抗灾能力。面对无情的灾害,民间仍然盛行巫术救荒。探究其原因主要有: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     

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

平民的救荒意识是指平民在救荒过程中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平民的生存与环境、人口冲突之上,包括对官民关系、绅民关系、儒家思想、宗(家)族关系、风俗信仰的认识.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和其生存状态、生产能力、生活水平紧密相连.明清时期平民占据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的救荒意识是当时最普遍的救荒意识,其救荒意识不仅维持在饥荒的特定历史时刻,而且在未荒中也保留了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救荒意识为研究明清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