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     

管理创新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支较为重要的力量在推动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建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针对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困境,从管理创新的新视角,探索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最佳互动领域,以期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景象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显现。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汶川地震中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原因分析及探讨

汶川地震凝聚民族精神,深化公民意识,运用新型治理模式,掀起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新浪潮。不仅原有的非政府组织行动起来投身救灾,而且在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的过程中又催生了许多新兴非政府组织,这成为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新的里程碑。究其缘由,探讨经验,对于我国非政府组织今后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治理格局的开创都有着重要理论的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出现,既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回应,也是我国市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弱势生存期。因此,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在从国家中心主义迈向福利多元主义的路途中,检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客观地评估其作为与局限,积极探寻其发展思路与建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家能力建构和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超越大有裨益。     

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出现，既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回应，也是我国市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弱势生存期。因此，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在从国家中心主义迈向福利多元主义的路途中，检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客观地评估其作为与局限，积极探寻其发展思路与建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家能力建构和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超越大有裨益。     

从统治到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逻辑转换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经历了由统治、管理再到服务的逻辑转换。在古代社会,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排除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可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只能是权力导向的统治主客体关系;到了近代社会,等级化的官僚行政垄断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政府之外治理力量的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定位只能在单向度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适当调适;随着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尤其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由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良性互动的新愿景。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科学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现实课题,基于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应该让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谋公益的精神、能够有效整合应急资源、危机治理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及较强的行动力等优势应该成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正常阶段、预兆阶段、爆发阶段、恢复阶段可以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但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存在立法缺失、衔接有缝、自身实力不足、公共信任度不够等问题,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科学设计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途径。     

我国慈善立法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重构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我国目前慈善组织偏离其非政府组织本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代替其法人内部治理。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慈善立法中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对各种慈善组织进行科学分类,重构其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自治组织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其在资源汇集、专业能力与组织运转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特殊优势,使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资源互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补决定了二者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型塑过程.促进两者的互动合作,是应对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益跻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新型主体之一,推动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同时构成政府的社会管理对象之一,挑战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登记注册而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活跃于城乡社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草根非政府组织执法不能,表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发生冲突,我们现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面临改革的压力.文章深入分析了草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及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试图探索走出这一危机和困境的策略.     

浅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及其法治功能

非政府组织对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法治范式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组织规范和程序规范来设计自我规制的社会系统。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独特而日益重要的社会主体,对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具体分析无论对于建设法治国家,还是对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都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浅谈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与NGO关系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引起了一场"社团革命",同时引起了公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广东番禺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成长道路为例,尝试分析在目前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不对等关系,由此追寻在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特色和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在中国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主的福利模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对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国非政府组织必须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伙伴合作关系。     

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视阈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选择。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趋同的价值目标、以"参与、共治、合作"为核心的治理理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比较优势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价值、理论和现实的基础。正是存在这些基础,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健全有效衔接、互助、互补、互相监督等机制,进行良性互动,进而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从目前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状出发,着重分析各地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思路。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非政府公共组织之处罚行为的性质和范畴

随着社会多元化和公共行政的发展,公共事务权力不断从政府向社会转移,非政府公共组织作为公行政的主体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然而其在自治管理过程中,往往依其规约或者行规对其成员行使一定的制裁权,那么这种处罚的性质如何,和国家垄断的行政处罚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等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通过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处罚的法律性质分析可知,如果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公行政事务管理过程中渗入公权力的因素,那么该权力就应具有准“行政处罚”的属性,应当纳入行政规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