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门宗契嵩禅师佛体儒用的脉络及其思想史价值

学界通常把云门宗契嵩禅师看作三教合一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或谓之"阳释阴儒",或谓之"援儒卫释"。实际上,综合考察契嵩所处时代之排佛浪潮及其护法活动的言行,可以发现契嵩的基本立场仍属佛家,并非"阳释阴儒";同时,契嵩亦非简单地"援儒卫释",而是以"佛体儒用"为根本思路,通过治世与治心的儒佛分工,在护法的基础上追求"以佛统儒"的根本理想。这在伦理观方面,表现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在心性论方面,表现为强调佛家心性论的优越性。     

宋明理学心性论与佛性论探究——以周敦颐理学思想为例

作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在宋明理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可替代,其对理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证立儒家心性之学.鉴于学界对其与佛教关系探究甚少的现状,结合北宋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的社会背景,由佛性论视角对周敦颐的心性论作相关分析,有助于弥补学界对周敦颐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以及更好地理解北宋儒佛两家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摄.     

唐君毅先生论儒佛之辨

宋明儒在利用释、道之论阐发儒学基本道理的同时,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上仍然自觉与佛家划清界限。唐君毅先生《宋明理学家自觉异于佛家之道》一文从为学之目的、生与灭、心性与天理、天道与圣道几方面对佛儒进行了比较。     

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兼评释智圆有关中庸中道义的论点

儒、佛、道，在长期斗争中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北宋初释智圆提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可以“共为表里”的见解，即是其中一例。本文具体地叙述了儒家中庸之道和佛家中道义的内容，指出：儒家中庸之道在反对“过犹不及”中这两者的片面性，以及佛家中道义在反对世俗谛中的绝对主义，都具有辩证法因素。但这两家一个沿着均衡论、一个滑向诡辩论而转化为形而上学，由此详论了释智圆的见解     

伍守阳的三教合一论

伍守阳认为,儒释道都是关于性命之学。但三教言性命之详略是不同的。儒之言性命,言其影,不言其形;释之言性命,以性为形,以命为影;只有道教言性命,既言其影,又言其形。就道儒关系而言,伍认为儒家伦理是仙道之基;而仙道是儒家之天道。道、儒之间的不同在于:儒家着重于全人道——知人,而道教着重于修仙道——知天。就仙佛关系而言,伍认为仙道与佛道同,都是为了复真性。真性即佛性,所以说仙即是佛。仙佛二教同一工夫。据此,伍守阳在阐述其丹法时,把丹道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与佛法修证一一加以相互印证;将仙佛工夫合而为一。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

儒、道、佛(禅宗)三家理论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从理论“终极关怀”的视角看,三家皆有自身的理论极限:在儒为“天命”,在道为“无极”,在佛为“拈花之境”。三家理论既有纵向的衔续性,又有横向的涵纳性。道家以“无限”实现了对儒家的超越,佛家以“心法”实现了对道家的超越,最后由宋明理学完成了对三家的综合性超越。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在宏观上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儒道佛的纷争与融合

儒、道、佛鼎足存在,各膺其说,儒家奋力“入世”,道家悄然“出世”,佛家劝人“避世”,三者各不相眸。然而,经过长时期的争斗与交融,明争暗合,截长补短,互变互用,儒家思想浸入道、佛,道、佛思想溶于儒家,而道与佛又互为渗透,致有宋明理学、佛教禅宗和道教全真道的兴盛。趋舍异路,殊途同归,其间多有波澜曲折,关系极其微妙,兹分三层解说;先言儒与道由分而合,次言佛与儒道的冲突与交融,再言三家交融的结果。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略论周敦颐圣学观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特色

北宋思想家周敦颐的圣学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诚＂为圣人之本,以＂无欲＂为学圣之要,坚持＂中正仁义而主静＂的价值观,开创了宋明理学＂学以至圣人之道＂的修道理路。其圣学观简明扼要,兼取释、道思想精华,具有促使儒学发展模式转向的历史作用。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论佛教对北朝儒学的影响

本文为笔者研究南北朝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关于北朝儒学,学界自来多以朴纯、守旧、专为训诂章句视之,笔者认为：北朝儒学实受当时盛极之佛教较大影响,其面貌与汉儒之学实已不同．北儒中层次高者,讲论儒典,追求“领新悟异,发自心胸”,或不拘章句,重在对儒典的发凡举例,明显吸收佛家义理,旨趣与东晋南朝清谈人士有相通之处．其余北儒多有借鉴佛家讲唱释典佛法之形式者,与前者相比虽略显皮相,但正由于其法浅易,故能骇然动俗而蔚然成风．本文部分内容,实受牟润孙先生《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一文启发．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