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心话赋心——读许结先生《赋学讲演录》

许结先生新著《赋学讲演录》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共十讲,内容涵盖了当前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讲述者近三十年来赋学研究的思想结晶。《赋学讲演录》既是一部颇具思辨性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可读性书籍,不仅熔铸了讲述者赋学上的真知灼见,也流溢出对学生、对学术的真心与赤情,许先生的赋神、赋心、赋迹在书中尽情演绎。许先生的《新赋学十讲》亦在蕴量之中,学界翘首期待。     

赋体衰微与宋赋新变——以欧阳修赋的体制源流为例

赋体自《骚》体演化为大赋、骈赋直到律赋,屡变愈下,及宋人为之,鲜能追踵前代,唯于唐代律赋之后开创文赋一体,对于赋体源流递变的考察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领袖,其赋作足以影响一代风气,尤于体制源流,典型地反映宋赋的新变。欧阳修赋作24篇,可以确定其中官题赋11篇为律赋,《黄杨树子赋》为骈赋,《秋声赋》为文赋,《哭女师》《述梦赋》为骚体赋,《螟赋》为荀赋,唯无大赋继承。其他诸篇杂用诸体句式,未可指明一体,总体上由体物言情变为即物议论,赋题既小,且为短制,受唐宋古文写作的影响,具有泛文赋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赋体的演化,延续其脉,但缺乏赋之一体的严谨传承与认真创制,显示赋体的衰微。     

建安咏物赋略论

建安咏物赋作为建安时期赋作的代表,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汉代咏物赋,而且在时代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宴饮娱乐精神的影响下呈现出繁荣的文学局面。建安咏物赋不仅在数量上比两汉咏物赋增加很多,而且在艺术创作上,赋家在继承前代赋作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更进一步融合,在赋作中比兴寄托手法的日渐成熟,使建安咏物赋成为汉代咏物赋与晋代咏物赋文学延续中的重要环节。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仕进羽翼 一往清泚——王禹偁律赋研究

在宋人中,王禹偁是律赋产量最多的作家之一。王禹偁的复古思想浓厚,他严格区分古赋与律赋的差异,将律赋视为仕进的工具,大有轻视之意。然而,王禹偁律赋的价值宜从赋史发展的角度来体认。王禹偁的律赋"一往清",已初步摆脱了唐代律赋的限制,其风格特点昭示了宋代律赋的历史走向,是宋代律赋演进轨迹上的重要一环。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李杜赋合论

唐人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诗赋为纯文学中心的传统,赋在唐代文学创作中仍占重要地位。本文从赋的创作思想、李杜在赋体创作上的各自定位、赋风与赋艺这样几个方面对李杜赋体创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讨论。李、杜以诗家而兼擅赋体,其赋学思想继承汉代而有所发展,主要是引诗学入赋学。赋体在李、杜的创作定位不同,李白在赋体创作中具有与其诗体创作相近的通过复古而全面突破赋史的宏伟计划,其赋体以讽喻、抒情为主,杜赋创作集中于中年,属于唐人献赋求仕的创作行为,其赋以雅颂为主。但李、杜赋都具有纯正的内容,都有丰富的政治主题。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刘熙载《艺概·赋概》体系与范畴

刘熙载《艺概·赋概》是继《文心雕龙》后又一部重要的赋学论著,它以物色与生意摩荡产生赋为核心,建构了赋叙物以言情赋本质论,尚品求真的赋鉴赏论,在同诗文词曲对比中寻找赋的特质。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

2 0世纪是汉赋分类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丰硕 ,新的观点纷呈 ,经过系统的总结与梳理 ,从题材内容上把汉赋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和俗赋 ,在体裁形式上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 ,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 ,咏物赋以小赋为主 ,俗赋则是以口语为主的通俗小赋。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简论古代三种类型赋作--为帝国、为科举、为抒发个人感情而赋

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可创作出水平不同的古代辞赋。其创作背景主要有三种：帝王影响、科举试赋及抒发个人的情感。帝王影响下创作的赋篇作品极多,赋家和赋作都受到重视。科举试赋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佳作难见。除此之外,赋家为自己理想愿望作赋或用赋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有可能写出动人肺腑的辞赋佳作。     

萧纲赋考论

现存萧纲赋按内容可分为述志赋、抒情赋、咏物赋、宫体赋、游戏逞才赋五类,其中宫体赋最有特色。萧纲宫体赋的描摹程式是由咏物到咏女性,写作倾向上只为描摹而描摹,不动感情。由此推理,萧纲对赋的理解相当通脱,题材无所约束,描写无所顾忌,符合其"放荡为文"的文学观。《悔赋》作于侯景乱中,是萧纲少有的严肃主题的作品,萧纲借此痛定思痛、批判现实,表达勘定战乱、中兴国家的信心。《悔赋》与宫体赋主题截然不同,这对于反思宫体文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

清代赋学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超越,在对前代赋学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代赋学中兴期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区别于前代赋依附于诗文评的随意性而具有十分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二是在十数部赋话和大量的赋文本批评的基础上,赋学最后得以建立;三是赋学风格学的论述,标志着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