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术批评的奇葩——评黄卫峰著《英语语言文化散论》

无论是对于中外友好交往还是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翻译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季羡林先生曾誉之为中华文化长葆青春的“万应灵药”。但是，目前翻译界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不少“三脚猫”“半瓶醋”式的人物混杂在翻译队伍之中，译作水平良莠不齐，存在着大量唯利是图的抢译、不负责任的乱译、不如旧译甚至抄袭旧译的重译现象。更有甚者，竟由译者摇身一变成为作者，     

英汉互译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

在翻译中是用“归化”还是用“异化”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差异一直是翻译界倍受争议的问题。在中国和英美文化中 ,“归化”翻译一直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 ,翻译势必会朝着越来越“异化”的方向发展。本文论述了用“异化”翻译法处理文化差异的必要性。     

“多元翻译理论探索”批评

本文主要从内容和逻辑两方面对“多元翻译理论探索”一文开展批评:就内容而言,“探索”无论是对翻译理论的表现形态———种类、层次、流派、体系性特征,还是对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多元系统翻译理论体系的内涵,均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在逻辑方面,则不乏诸如偷换命题、概念混淆、类推不当和由此必然反映出的论证牵强附凿的缺陷。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论鲁迅的翻译批评观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鲁迅较系统而又深刻地论述了翻译批评,为现代翻译批评确立了较为科学、公正而又客观的批评传统。其深刻的思想与精辟的见解虽然没有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来进行透彻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但无论是就其观点的独到而言,还是就其论述的全面来说,都是我国翻译批评史上重大的理论建树,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的翻译批评工作,建立新世纪翻译批评体系的指南。     

论居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翻译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影响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文学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产品的“翻译文学”由于其跨界性、复杂性、多变性近些年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     

中国传统合作翻译模式描述及分析

合作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对“立体式合作”、“口述加笔受”、“主译加辅译”等中国传统合译模式成因、表现形式、优缺点、当下适用性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希望为合译模式的深入探讨和翻译实践有所裨益。     

2001-2006国内翻译研究管窥——基于《中国翻译》论文题名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词频统计法，分析了《中国翻译）2001年～2006年发表的694篇论文的题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国内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动向。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体上，我国目前翻译研究的范围较广，视角较多；对“认知”、“诗歌翻译”、“翻译单位”、“公示语的翻译”（包括“城市街道商店和单住名称的翻译”、“电视新闻和电视栏目名称的翻译”）、“解构主义”、“美学”、“翻译（学科）的有关历史问题”、“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有较明显增长趋势；对“归化与异化”、“翻译技巧”、“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术语翻译”、“大学英语教学”、“科技翻译”、“可译性”等领域的关注近年来则有消减趋势。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郝建恒先生治学经验访谈录

郝建恒先生,1928年生,山西榆次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兼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黑龙江省外语学会理事长、黑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等职。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教学、科研、翻译工作50年。出版俄语、俄苏文学、俄国历史及中俄关系史等方面的书籍37部,发表论文数十篇。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以表彰他在中俄关系史研究和在中国翻译、传播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作品方面的卓越功绩”。郝建恒先生不仅是中俄关系史专家、翻译家、俄罗斯学家,而且还是文化活动家。有好些媒体称他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1999年10月6日荣获俄中友协颁发的俄中友谊功勋荣誉章。他的传略被辑入50多种中外辞书和文集。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被写作“译骑”,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某些“译骑”指邮驿系统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将他们记为“译骑”是为了与“驿骑”相区分。在先秦两汉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专职翻译人员,亦即“象胥”“译”或“译者”等,为少数民族首领、国家机构或官员承担翻译工作。从悬泉汉简来看,这些专职翻译人员设置较少,在大量的民族交往活动中往往是由“译骑”等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兼任翻译。无论是专职翻译,还是兼职翻译,他们都对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从"视界融合"看文学翻译的实质

翻译, 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又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在理解过程中,应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从而达到"视界融合".本文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的"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哲学解释学原则探讨文学翻译的实质.     

鲁迅翻译观探析

鲁迅在清末民初提出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后,又提出了“硬译”、“欧化”、“宁信而不顺”等翻译主张,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翻译观。本文拟分析鲁迅的这些翻译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那”文化是壮侗语族形成的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同时在东南亚一些民族和地区中也有分布。我国“那”文化的外宣翻译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黏合剂”,能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面向东盟塑造我国良好形象,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振兴。但是,目前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工作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翻译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翻译标准未得到规范、翻译人才匮乏、面向东盟国家的翻译与宣传尚有不足等。未来需要从文化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入手,系统整合“那”文化元素,科学运用翻译方法,细化优化译介传播,重视和支持人才培养,从而推进面向东盟的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工作。     

英汉成语翻译漫谈

由于成语固有的特点，翻译时难度很大。本文作者借鉴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依样葫芦”、“移花接木”、“添枝加叶”、“另起炉灶”这样一套十六字方针。     

以“唐卡”和“转经筒”为例看归化、异化法在藏汉英互译中的使用

本文以两个已被人接受的藏文化词汇“唐卡”和“转经筒”的翻译为切入点，研究其中英文译名，探讨翻译中的归化法和异化法的使用，并对藏语向其他语言的翻译提出建议。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黄粉保教授

黄粉保 ,男 ,1955年 12月生 ,湖南岳阳县人。1982年 7月毕业于湘潭大学外语系 ,1984—1985年在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助教进修班进修。现任岳阳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 ,湖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岳阳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2 0 0 0年晋升教授。黄粉保教授从事高校外语教学近二十年 ,先后担任过“精读”、“语法”、“高级英语”、“英语写作”、“阅读”、“英美概况”等课程的教学 ,教学效果好。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所撰写的论文《论教参在课堂教学的作用》在同行中受到广泛好评。《新时期外语教学的新课题》1999年获第三次全国高等师范…     

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

通过分析我国15所民族高校的英文校名,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翻译“民族”一词。该词虽为舶来之物,但其内涵在中国得到了丰富,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政治特色的词。因此,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在英语中找一个对等词,而应跳出语言层面,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该词的翻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翻译民族高校校名时,可否突出汉语语言文化的话语权,采用异化策略,将“民族”一词音译为“Minzu”,民族高校校名英译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这一话题值得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

在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和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出版事业中,人们不会忘记张仲实的名字。1984年3月,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