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苗民抗清起义略述

自乾隆六十年(1795年)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爆发的湘西、黔东北苗民抗清起义是历史上苗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斗争,前后历时十二载,兵达二十余万,波及湘、黔、川三省六府十三厅,打败七省十八万清兵,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苗疆社会的发展,显示了苗族人民无比强大的威力。乾嘉苗民起义是中国古代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不朽篇章,它永远激励着苗族人民为正义而斗争。值此起义一百九十周年,笔者仅从这次起义提出的口号,进行略述。一“逐客民、复故地。”这是这次苗民起义早期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

本文认为清代中叶以前,汉文明与苗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两支内涵不同的亚文明。18世纪雍乾、乾嘉苗民起义主要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说的那样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而是对中央专制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明强烈传播和文明整合所作的拒斥性的回应。     

乾嘉苗民起义加快了民族融合

乾嘉苗民起义，是苗族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清王朝曾调集七省十八万军队竭力镇压。乾嘉之战当时确实给苗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从民族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又是这场战争逼使统治者改变治苗方略，从而加快了民族融合步伐，促进了苗族社会的发展。苗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当她属九黎部落时，最早进入我国的中部地区，曾战胜后向中部推进的炎帝部落。“啄鹿之战”，九黎被联合起来的炎黄两部落击败，于是苗族开始了她那悲剧性的历史：战争一失败一迁徙一开拓，周而复始。澳大利亚史学家格迪斯有这样的评述，“世界上…     

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曾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对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国外学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缺陷是缺乏关照国家层面与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美国的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科学化",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通过回顾苗民起义研究成果,其焦点主要聚集在对苗民起义的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过去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回归到历史的本位,从更广阔的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苗民起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综合所述,有关苗民起义的研究完全可以重新研究,也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湘黔边苗民的“跳仙会”起义

本世纪40年代初,湘黔边苗族人民的“跳仙会”起义,是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当时,称为“神兵起义”或“木刀起义”,永绥(今湘西花垣县)一带则叫“麻王运动”。一、“跳仙会”起义的原因 1938年,苗民革屯抗日力量被瓦解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苗民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在苗区增收苛捐杂税,四处抓丁派款,垄断食盐贸易,广大苗民过着极其困苦和悲惨的生活。当时,在湘西苗族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有钱是县长的,有谷子是财主的,有猪羊是队长     

论乾嘉苗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正> (一)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七年),几个客商从苗区内地买了一批耕牛赶往汉区贩卖,途经湖南省凤凰厅栗林汛勾补寨附近,突被一伙强人劫走了。栗林汛驻军把总刘成玉同几个百户前去捕“贼”办案。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意株连勾补全寨苗民,从中大肆敲榨勒索。勾补苗族人民平日多受胥役“客民”欺凌,对官府兵弁早怀恨在心,今又蒙此不白之冤,更为不满。在苗民石满宜、龙官音等人组织下进行了说理斗争。把总刘成玉强行捕人,石满宜便组织了武装反抗。坐镇镇竿镇的湖南分巡辰、沅、永、靖兵备道员王家宾闻禀后,立即通令“千里城防”戒严,命镇竿镇前中左右四营分兵把守要塞关     

明弘治年间城步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结果

<正> 弘治十五年(1502)明朝中央政府即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距城步苗区“改土归流”140多年的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才对湘西实行“改土归流”;贵州苗区的“改土归流”则是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以后.城步苗区“改土归流”为什么如此之早?它与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有何关系?结果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湘黔苗族乾嘉起义散论

<正>发生在乾隆六十年(1895)正月的湘黔苗族人民大起义,是使清王朝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重大事件之一.建国来论述之者甚多,提出的新见解也甚多.本文不拟作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只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加以探讨,以纪念这次大起义的一百九十周年.     

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屯田的兴起及性质

<正>清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统治者在湘西苗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屯田、练勇和边墙碉卡结合,成为此后清政府加强对苗区统治的基本方略之一,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湘西苗疆此种“均屯”的起因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作一初步分析.一、湘西苗疆屯田兴起的原因湘西苗区均屯,乾嘉苗民起义高潮过后,嘉庆元年即开始酝酿,嘉庆二年至五年在几个厅县初步开展,至嘉庆四到八年,苗族人民大起义平息,屯田在湘西凤凰、乾州、     

清代苗官制对苗族神判权威性合成之影响

苗疆尊神白帝天王的神判权威性合成要素之一为苗民与日俱增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乾嘉苗民起义逼令清廷改施“以苗治苗”之策及设置苗官制。苗官对苗族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蕴酿并激活了苗民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新情状,促成了神判权威性的认定。     

民族宗教问题抑或官逼民反——抗战时期海固回民起义再探讨

1938年底至1941年初,甘肃省所属海原与固原地区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国民党地方官员面对不同的言说对象,对回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说法不一,闪烁其辞。通过对档案史料记载研究分析发现,海固回民起义不是因民族或宗教问题而起,完全是为了反抗国民党暴政。当然国民党民族宗教政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清代治苗政策管窥(上)——评《湖南苗疆善后六条》和《治苗论》及其社会实践

<正>治苗问题,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民族问题.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为了掠夺苗族人民的物质财富,奴役苗族人民,无不挖空心思,压服和愚弄苗族人民.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民族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乾嘉苗民起义.为了进一步制服苗族人民,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着力研究治苗问题的官员,且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当时任四川     

评电影文学剧本《苗疆烽火》

1795年至1806年间的湘黔乾嘉苗民大起义后,经过190余年的沉淀,终于出现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苗疆烽火》(见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9月单行本)。吴八月领导的这次苗民起义,具有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性质,它以一个弱小民族武装反抗当时处于“乾隆盛世”的整个中国封建政权,以湘黔川三省边界区区偏远之地的自卫武装对抗7省18万清军     

从档案史料看《钦定平苗纪略》的编纂

清乾隆六十年(1795),在湘黔边境苗族聚居地区,爆发了以石柳邓、吴八月、石三保、吴天半等人为首的苗民起义,史称“乾嘉苗民起义”.清政府派出以大学士、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为首的智抚大吏,亲率数省满、汉官兵,前往镇压.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形成了大批官方文件,包括督、抚、提、镇等统兵大员向皇帝奏报军情及事态发展的“奏折”,及由军机大臣承旨撰拟、由皇帝亲定的“上谕”。清制,每当重大军事行动结束之后,皆由方略馆对上述奏折、上谕,经过选择、删改、润色,按照奏折“朱批”的日期顺序编纂成书,称为“纪略”或“方略”,以记其始末.清政府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之后,亦循例编成《钦定平     

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屯政”纪略

湘黔苗民乾嘉起义以后,清王朝征湘西苗族地区实行了一套“防苗”、“安边”的政策措施,历史上统称之为“屯政”。举办“屯政”,不仅对清王朝镇压苗民反抗,恢复和加强对湘西苗族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整个湘西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此缺乏必要的研究,对于当年在湘西举办“屯政”的具体情况若明若暗.有的著述当涉及这一问题时,甚至概念不清,内容混淆,按照某些不确切的报导     

傅鼐“治苗”政策述评——兼析与和琳《善后章程》的异同

清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湘西及毗邻的黔、川边苗族地区,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苗民反抗斗争,史称“乾嘉起义”。这次起义有数十万苗民投入战斗,席卷湘、黔、川三省十余厅、县,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廷先后调动七省近二十万大军“进剿”,历经大小百余战,折将损兵,耗费大量物资财力,起义才得以平息。镇压了大规模苗民武装反抗以后,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制订和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恢复和重建清王朝在“苗疆”的统治秩序,维持并进一步加强对苗民的统治和防范,这是清朝统治者当时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傅鼐完成的。本文特就傅鼐的“治苗”政策略加述评。     

试析傅鼐在湘西苗区的屯田

<正> 一、傅鼐在湘西苗区的屯田宋元明清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治理苗疆,都在湘西苗区以不同的形式实行过屯田,其中,以清朝傅鼐在湘西苗区的屯田实行得最坚决,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爆发于湘黔边境的乾嘉苗民大起义,虽然最后被清王朝残酷镇压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满汉地主阶级,动摇了清王朝在湘西苗疆的反动统治,使清廷上下大为震惊,一时“剿苗”,“抚苗”,“治苗”之类的言论层出不穷.直接参加镇压乾嘉苗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严如煜在其所著《苗防备览》中向清统治者献策说:“夫以守为攻,莫如筑堡;以农为兵,莫如开屯,     

用赫克特理论释读雍乾、乾嘉苗民起义带来的困境

赫克特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赫克特提出的关于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模式.此理论对多民族国家内部发达的核心地区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国家发展的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但是这个理论模式的前提是工业化进程中现代国家的发展,用于解释我国18世纪清政府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及其汉苗文明传播与碰撞现象似乎过于牵强.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