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感性的超越与理性的回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学说的基础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的本质”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概念有三个递进关系的命题:“生产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本质”;“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本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人、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     

论中庸的伦理意蕴

孔子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庸”概念,并把“中庸”看作为“至德”。中庸,就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与中和之意。“中和”,是中庸的精髓。从伦理学层面看,中庸,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追求“和而不同”的中和境界;在道德行为上,坚持“过犹不及”的理性精神;在道德选择上,发挥“随时而中”的权变智慧;在道德规范上,坚持“兼德而至”的辨证思维原则。     

三重断裂:大学生班级管理困境的反思简

大学生班级管理存在着“三重断裂”:在管理对象上表现为“普适性”与“个体性”断裂;在管理内容上表现为“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断裂;在管理方式上表现为“行政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断裂,极不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学教育的“工具化”价值取向、师生关系的“行政事物化”捆绑以及社会“功利化”风气的侵蚀。为增强大学生班级管理的“育人性”,教师应加强师德修养,注重认识自己;大学应回归育人本质,坚守人文精神;大学与社会应“分合位育”,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的词义及其中的文化内涵

“三”能作“终”、“极”解,是同古代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三”言“多”时,往往可直接释为“多”或“多次”等,言“少”时,需随文释义;“三”反映了古人“三位一体”的思维逻辑;“三”与“参”在古文献中常互通互训;“三”在古文献中有时同《易》学和五行说搭界。     

论艺术反思对日常生活的意义

日常生活中艺术反思需要的作用重大:引导日常生活从感性经由知性走向“美”与“善”;在相对程度上控制日常生活的“媚俗”与“反艺术”倾向。日常生活→艺术发现→艺术反思的路径表明: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反思,既能推动发现生活美、又能凸现生活美;既能挖掘新的艺术形式,又能扩展新的艺术内涵;造就“时尚”与“经典”多样性艺术并驾齐驱、在竞争中共同繁荣的时代。     

论《孙子兵法》的主要范畴

《孙子兵法》问世以来,表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倍受后人推崇。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范畴来揭示和把握战争这个客观现象及其矛盾发展,揭示了战争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这些范畴有:战略的“速”与“久”;战术的“奇”与“正”、“虚”与“实”;战斗手段的“攻”与“守”;战斗力的“强”与“弱”;军队秩序的“治”与“乱”;行军的“迂”与“直”;兵力部署的“专”与“分”;兵力数量的“众”与“寡”;将士处境的“安”与“危”。将士气质的“刚”与“柔”;战争结     

李贺诗的悲剧心理特征初探

本文分析了由理想与现实冲突所形成的李贺诗“矛盾”、“忧郁”的悲剧心理基因;在与庄、屈、竹林、鲍照横向比较中李贺独特的艺术个性及其悲剧命运;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方式与“宣泄”、“共鸣”的悲剧效应;以及李贺诗内涵的“生命力”、“崇高感”的分析与其相应的历史地位的再评价等四个重要问题。     

文学思维活动的修辞化探寻:“文学命名”初论

“命名”是文学思维的核心“修辞”活动。“文学命名”的特异性首先表现为不定性、未定型和不断变化的过程性 ;其次体现在以“批评命名”与“文学史命名”交互生成、影响、作用等形成的整体性 ;其三是渗透于以超越性学理抽象与现象的客观性整合合孕而成的现实性 ;其四是含纳在“修辞”策略转换历史过程中的本体性。     

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妇女”概念的历史流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阐释了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妇女”一词。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妇女”概念作为一个桥梁,既连接了中国女性过去的苦难经历与未来的光明前景,又促进了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将“妇女”与“性别”疏离、与“阶级”联合;在土地革命时期重新解读“妇女”与“传统”的关系,开始将“妇女”本土化;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又将“妇女”推向宏大的国家、民族场域;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妇女”与“翻身”合体,并将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重塑“妇女”概念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中国化的历程。     

简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历史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典籍的特殊视野,实际上是清代中叶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现代表达.在此视野下他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研究方法,即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以及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其“系统整理”包括“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与专史式的整理三种方法.二是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提出了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新知识谱系: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三是“疑古”思想及其对历史材料进行审查的五种方法:考察“史事”、“文字”、“文体”与“思想”,寻找“旁证”.胡适的“历史观”对于现代科学的历史学的出现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粤语量词的表量方式

粤语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表量方式 :变换声调以表示“小”、“少”义的小称变调 ;单音节量词之后添加与前一音节韵母、声调相同而声母变为“L”的音节 ,变声叠韵以表示量大 ;在量词后加上“ -仔”、“ -儿”等小称后缀表示量小 ;用“AA”、“一A一A”、“一A二A”等重叠形式表示量大 ;还可以在“数·量”结构中间插入形容词来表示量大或量小。     

莱蒙托夫作品中“海洋”意象的象征意蕴与情感价值

“海洋”（море, океан）在莱蒙托夫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达172次。作为莱蒙托夫常用的典型意象,“海洋”是其情感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托,承载着自由、爱情、生活、孤独等象征意蕴与情感价值,并体现着鲜明的“莱蒙托夫式”特征:“海洋—自由”是基于漂泊与反抗的自由;“海洋—爱情”是基于冷漠与苦涩的爱情;“海洋—生活”是基于痛苦与永恒的生活;“海洋—孤独”是基于孤苦与伟大的孤独。     

被动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特殊句式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汉语被动句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特殊句式,共计十一种:一、“取”字句;二、“遇”字句;三、“受”字句;四、动词带宾语的被动句;五、“为……之所”句;六、“为……之”句;七、“为所”句;八、“与”字句;九、“为……见”句;十、“为……所见”句;十一、“为……之所见”句.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变”与不“变”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许多“变”与“不变”,突出表现在法治建设应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变”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不变”;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变”与坚持为民、便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的“不变”;各级司法机关按WTO规则和我国法律处理涉外案件的“变”和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变”与“不变”,努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涵与多维视阈分析

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和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和”成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总法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天下大齐”,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仁者爱人”,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在人的身心关系上主张,“修身养性”追求人的身心和谐;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追求邦交和谐。先秦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邓小平的创新精神

邓小平理论是我党的伟大旗帜 ,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创新典范。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胆”、“不怕”、“敢”字当头的开拓精神 ;二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 ;三是“破除迷信 ,超越权威”的创造精神 ;四是“批评自我、超越自我”的进取精神。     

中国人自我观的新阐释

中国人的自我不同于西方人的自我 ,中国人常用“自己”与“我”来表达“自我”。但是中国人的“自己”与“我”却有其不同的含义和复杂的关系。中国人的“自己”是个体最真实、最核心的代表物 ,它具有实在性、自私性和狭隘性 ;中国人的“我”是在交际中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符号 ,是角色期待的结果 ,因此 ,中国人的“我”就具有了间接性、不真实性和虚假性 ;中国人用“我”来表达“自己” ,用“我”来与人交往 ,“我”是嵌套在“自己”上的外环。     

“如(若、奈)××何”的结构试析

在古代文献里,常常可以看到把“如××何”、“若××何”、“奈××何”用在主语之后(也常有省略主语的),或用为状语。在“如”、“若”、“奈”与“何”之间插入的是名词、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或代词。“如”、“若”、“奈”在不同的著作中的使用情况也有不同。笔者抽样调查发现,《论语》、《孟子》中只使用“如××何”;《左传》中使用“若××何”,只两见用“如××何”;《韩非子》使用“奈××何”,只一见用“如××何”;《国语》多用“若××何”,少用“奈××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