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以前我国史学界多注意历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的研究，致使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长期是一个空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相混淆，甚至以历史理论来代替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史学理论”在许多人脑海里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史学理论”内含的认识，影响了我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加大了我们与国际史学理论界的差距。新时期以来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史学研究的深入，带来了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     

浅谈“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人们对“史学危机”已发了不少议论,史学界同仁为克服“史学危机”也提出了诸种方法:1)、史学要面向现实,要为现实服务;2)、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3)、更新研究方法,实行跨学科研究;4)、打破传统史学主要局限于政治史的局面,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等等。应该承认,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对史学改革有所推动,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论观念。笔者认为,战后在国际史坛上叱咤风云的法国新史学派提出的“问题史学”概念,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问题史学”涉及的并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史学流派会有不     

“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

文章认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是一门严格的学科，必须由“史学学”取代；“史学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它比“史学概论”更为科学；创建“史学学”既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长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史学学”应包括两大部分、七大块共１０章内容，并有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这样的“史学学”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亦谈所谓“史学危机”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谈论所谓“史学危机”,在报刊上撰文者有之,在会上大声疾呼者亦有之,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国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情况果真如此吗?我看是很值得商榷的。 “史学危机”论涉及的     

“百家讲坛”与史学变革

在娱乐类、新闻类节目主宰荧屏的今天,“百家讲坛”作为一个学术普及栏目能取得这样的收视效果和社会反响是个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不仅是传播学现象,更重要、更本质的是历史学现象。通过这一现象我们看到的是当代史学的服务对象、表达方式、解喻方式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当代史学变革的必然逻辑进程。     

“记实性”与“解释性”: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

西方知识观自古希腊起便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性知识,历史学作为感性观察的记录一直被边缘化。西方史学始终是认知本位的,历史知识合法性是其理论反思的中心问题,基于理性知识系统的解释化倾向是其主流。中国传统史学则源自对先王先贤的记言记事,具备天然的至高的合法性,这使其被高度伦理化,最大特点是以记实性为根基。尽管西方自兰克史学之后也开始更为重视史学的记实性,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记实性相比,两者仍具备一些系统且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不仅对“实”的理解彼此迥异,对“记”的态度在史学中也完全不同,两者的史学实证观和求真观也有明显区别。对于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记实性传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史学传统的记实精神,本身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念,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关于真实生存着的人本身的实证知识的典范,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的新实证知识的典范。     

争取史学理论研究的更大发展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来,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史学理论,也有迅速的进步。我们习惯所说的史学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亦即规律性的认识;二是史学本身内在规律性的探讨,如历史研究的对象、功能、价值标准、认识特点等。建国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是取得很大成绩的。这是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变化,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当时的史学理论研究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历史学本身内在规律的探讨,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史学理论常常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     

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

“四人帮”这伙本来不读书、不看报,对历史一窍不通的江湖骗子、政治流氓,几年来一反常态地大抓研究历史。他们是真的关心研究历史吗?否!他们抓史学不过是这个反革命黑帮阴谋活动的一个构成部分。古为帮用的阴险目的,篡改影射的卑劣手段,唯心主义的思想本质,就是“四人帮”所谓史学的显著特征。 (一) “四人帮”所谓的“研究历史”是包藏着阴险的反革命祸心的。     

史学科学化一百年

从近代以来“科学”一词的翻译和引进及其与史学相联系的过程来看,科学并不是史学研究的具体规范,人们认为“史学是科学”只是希望以科学的方法规范史学研究,以期达到理想的境界。然在究竟使用何种科学方法,如何使用科学方法等方面则差别很大。反对者则试图以人文弥补科学的不足,虽然科学和人文精神在史学研究中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由于认识论的滞后,学者们在“史学是不是科学”问题上纠缠许久。中间虽然有新人文学派的补偏救弊,但始终没有从认识论上加以解决,这也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各派建立科学史学的实践,仍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现代化的进程。     

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

“史学危机”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破单纯批评的角度 ,对史学危机进行研究 ,是发掘它与史学意识内在关联的重要前提。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史学

一、我国史学研究的转变趋势: 当前我国史学研究存在着脱离现实、缺乏活力的倾向,如何面向现代化社会,这个问题正叩击着史学的大门,葛承雍在《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5期发表《中国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转变》一文认为,史学研究的转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多阶梯的新突破,其结构层次的变化主要有八个方面:第一,研究目的从弄清过去,科学地判断史实,寻找     

对新时期“史学无用论”泛滥的反思

对新时期“史学无用论”泛滥的反思肖宏发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历史学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今叹诉史学无用的人有增无减，“史学无用论”仍在继续泛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作用的史学还会出现无用论的大泛滥呢？为什么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 6月 1 0日 - 1 1日 ,由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江西等地的近 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共提交论文约 30篇。与会者紧扣“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这一主题 ,就史学理论、史学流派及中外历史的一些专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关于史学理论的探讨近几年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由于国际学术交往频繁 ,各种学术译介活动空前活跃 ,我国史学界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史学理论动态比过去更加关注…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在分析与借鉴中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断代史学研究的创获——《唐代史学论稿》述评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瞿林东教授所著《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稿》)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论著,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第一部断代史学研究论著。该书分上下两编,共辑入23篇论文。上编是唐代史学通论,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某一侧面的成就,凡7篇。下编是关于史家、史书和问题的分论,按时间顺序编次,凡16篇。《论稿》全书重点论述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大势,唐代史学的社会作用,唐代史学的突出特色,对唐代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往深层挖掘出了一批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史学家。本文拟从这五个方面对《论稿》作一评述。     

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

中国史学素有直笔的传统。历代关于直笔的议论,不出“据事直书”四个字,常常标举董狐、南史以为风范,辄云“直归南董,辞宗丘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其实,董狐等人未必做到“据事直书”,而司马迁也不尽于“据事直书”。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人们对于“史”的观念和历史认识能力的重大变化,是史学长足进步的结果。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古代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