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 ———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但由于西方人类学传统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与学术实践等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仍显沉寂.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乡村社区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翻译: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评《民族、语言与翻译的伦理》

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发出学科成立的宣言以来,经历了“多个转向”,学者们从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众多视角竞相解释、描述翻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民族、语言与翻译的伦理》论文集是“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的一大贡献”,对翻译的政治和伦理的关注是其主线。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方社会经过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兴奋期，逐渐转向各自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探寻。到1980年代，随着“冷战”世界格局的解体和“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东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关注当前民族文化的建设、反思现代民族文化发展路径、清算殖民统治的文化后果、确立新的民族自我为核心内容的后殖民主义思潮成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体。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     

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

人类学的游戏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为转折,前后大致划分为“大世界”和“小世界”两个取向。“大世界”时期的人类学者依据跨文化民族志材料建立起普适意义的游戏类型学,申明了游戏在世界范围不同社会中的重要性,在这种取向中游戏被作为静态的文化样本或社会功能。80年代后数字技术则将人类学者的游戏研究带向动态和纵深的“小世界”,从传统游戏的多样性、一般性与超越性,到数字游戏的物质性、虚拟性与开放性,游戏活动的线上空间及其线下延伸正在成为人类学无法忽视的社会互动新场域,以参与观察为主要方法的民族志技艺仍被有效地用以理解新的社会性如何在虚拟世界与物理现实的裂隙中实验并生成。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能够为游戏文化、数字媒介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资源。     

台湾“原住民”教育问题述论

台湾"原住民"教育问题是当代台湾民族问题中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原住民"运动兴起以来,台湾当局通过专门立法和完善各项教育政策推动"原住民"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原住民"教育的历史背景和"原住民"经济社会发展困境的制约,"原住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积重难返,这些措施尚未发挥积极的作用。"原住民"教育模式的重建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原住民"问题的综合解决。     

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为例

在相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民族"概念呈现出不确定性的内涵。当人类历史进入到后民族国家的阶段,民族的实体与虚体的二元对立就被打破了,人们必须对描述文化、社会、国家的知识体系重新进行调整,回应历史带给我们的现实问题。在20世纪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系谱里,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过程使得民族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然而,20世纪后半叶族群理论的兴起又在不断挑战、解构这一"确定性",实体论与建构论再度进入对立的状态。从费孝通"多元一体"的思考角度出发,我们能够同时超越实体论与建构论,在关照历史的前提下,从整体的中华文明出发,思考当下"中华民族"的内在逻辑。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主权·统一·国族·集权·民主——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五大构成要素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五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独立主权是前提要素、国家统一是核心要素、国族塑造是本质要素、中央集权政府是关键要素、民主取向是价值要素。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巩固,关键是在获得独立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和处理好“人民-国家-民族-政府”四种要素之间的平衡。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