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侍坐》真实性献疑

<论语>里的<侍坐>篇,有生动的故事情节,与全书的"语录"体例大异其趣.它不是生活实录,而是艺术虚构,堪称中国古小说萌芽.如果以生活实录的标准来衡量,它在情节上有不少硬伤,在思想观点上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符.但是,朱熹等宋明学者夸奖狂士曾皙,宣扬<侍坐>的玩世态度,把"各言其志"误读为各言其乐,以休闲娱乐取代儒家的人生之"志",其消极影响于今尤烈.     

从文学伦理学看戏剧中的“弑父”主题

文学与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野审视文学名著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古今的戏剧作品中有大量"弑父"主题的出现,尽管"子弑父"的动机和缘由大多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但其伦理学意义以及主题学研究的价值同样不可忽略.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探究<哈姆莱特>、<俄狄浦斯王>等重要作品中的"弑父"主题对于审视西方戏剧具有启迪意义.     

先秦道家崇"水"思想及其影响

<老子>贵"道",尚"无为",崇尚水的品质,认为水是最接近道的物质实体,也是德的载体."老子"崇水的论述是深刻的,也是初步的,这就为后世对"水"之思想的深入探讨开了先河.后来的<管子·水地>篇主要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论述"水";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则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构建了一个"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图式;受道家的影响,<荀子>则把"水"当做一切德目的象征.中国崇水思想哲理深刻,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新拓展——从李渔的《一家言》到沈复的《浮生六记》

李渔的<一家言>与沈复的<浮生六记>均以浅显的文言赋"闲情"、记"浮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艺术、生活趣味、生活经验以及悲欢哀乐的生活情感,以性情中人的敏感领悟生活的哲理.沈复受到李渔的影响,<浮生六记>中包含着一部浓缩的<闲情偶寄>.李渔与沈复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坐标意义在于:清代散文之一类,以<一家言>和<浮生六记>为代表,早已突破一般的"家务事、儿女情"的范围,将散文题材的领域推广到世俗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又一次大的解放.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从《雷雨》的时空设置看其悲剧因素中的民族风格

作为中国话剧艺术真正诞生的标志,<雷雨>一直是众多方家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从<雷雨>特异于民族传统的情节内容到动作化、性格化的戏剧语言,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作品中所隐含的宗教意识,从戏剧时间构成上对三一律的遵从到精神分析,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但是,对于<雷雨>具有的"民族风格",有定论却没有相应的具体论析,这与<雷雨>民族风格的隐含有关.这种隐含在话剧时空结构中的民族风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悲剧性因素,也正是因此,它超越了俄底普斯悲剧中的命运悲剧因素,呈现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悲剧特征.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论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借用与衍化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也是历史上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戏剧.法国作家伏尔泰从中撷取灵感创作《中国孤儿》,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风潮.伏尔泰的直接动机是为了批驳卢梭的野蛮人高尚论,为此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根本动机则是借宣扬中国高尚的道德精神来传达自己的启蒙思想,为此则不惜多方面向大众的审美趣味妥协.     

史诗品格与文化底蕴——《创业史》和《白鹿原》的一种比较

柳青的<创业史>与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由于它们各自所反映的宏大的历史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追求而都被视为史诗性作品.然而,如果以史诗性作品的标准对这两部长篇小说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则不难看出,<白鹿原>的文化底蕴要比<创业史>更为宽广和深厚,因而,史诗品格也就更为鲜明和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由于极左观念的束缚,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往往不是从丰富的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出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超越了时代和政治的局限,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广阔历史视野来观察、描写生活,从而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度的历史真实与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     

审美现代性与艺术自律论

艺术自律论是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原理,近代以来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理论均受制于艺术自律论,现代实验艺术的元叙事就是艺术自律论。艺术自律论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它体现着启蒙话语的伦理和政治诉求。启蒙时代市民社会与贵族国家之间的文化领导权之争,是艺术自律生成的历史机制。艺术自律论由康德美学开端,历经唯美主义、批判理论、形式主义、新左派等现代思想文化潮流,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救赎功能的意识形态。二战以后,市民社会借助于资本主义改革而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启蒙时代催生了艺术自律的那种市民社会与贵族国家的对立趋于消散,艺术自律论也逐渐走向了终结。     

论《公孙龙子》与《墨经》的关系

<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五篇,在思想内容上与<墨经>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对"名"的认识、"正名"的标准、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公孙龙子>和<墨经>不仅基本主张相同,而且在语言表述上也极为相似.而<指物论>则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聆听遥远的回声——试论《红楼梦》对《秦腔》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当代小说<秦腔>有着极大的影响.它们的精神意蕴是相通的:以家庭的兴衰变迁折射时代变化.在叙事手法上是相似的:运用了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在<秦腔>中也有体现.从<红楼梦>对<秦腔>直接深远的影响中可以看出,<红楼梦>与当代小说之间并没有古今时代的隔阂,同时当代作家应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文学遗产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能量,在吸收和借鉴<红楼梦>的基础上超越红楼艺术高峰.     

论乔伊斯小说的"夜"与"昼"

<为芬尼根守灵>和<尤利西斯>以看似破碎的艺术形式,既展现了支离破碎的视角,还展示了艺术家眼中破碎的世界;<为芬尼根守灵>揭示了睡者与死者之间的关联,而<尤利西斯>则在意识流中找到了清醒的人类联想模式的关键点;如果说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以追求新范式、新权威、新秩序为主旋律的现代主义文学形式来重新阐述一种神话,表现了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那么,他在<为芬尼根守灵>中则通过解构和去中心等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来书写"世界历史",他试图通过语言游戏来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并挖掘出"不确定性"的美学价值.     

"进化"视野下的经学阐释——陈柱经学研究

"西学注经"是民国经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庸>宣扬育化万物、赞天地化育,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者于人类生存问题上有共同议题,促成中、西之间的对话契机.陈柱的经学论著,尤其是对<中庸>经义的阐释,涉及到神造论与进化论、物竞与互助、伦理进化与历史进化等相关话题,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变动.在生命起源上,陈柱相信儒家的鬼神好比西方造物主,后来避免与进化论出现抵触,认为鬼神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以便袭用西方力学解释<周易>中宇宙的生成.在生存方式上,陈柱采用"互助"取缔"竞争",挪用<孝经>中的伦理规范印证互助的必然性.在人类进化上,陈柱认为伦理进化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途径,二者同步并行.陈柱对西学抱着实事求是的包容态度,但在与进化论相关的经学阐释中,他的儒家本位思想没有因此动摇,那就是强调人伦教化和生生之德.     

东亚"书籍之路"上的《论语》:研究新视野探索

文中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老子》"道统有无"辨——《老子》"道论"的存在论分析

从宇宙演化论或生成论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统有无"说及"道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老子>的"道统有无"说及"道论"主要是一种存在论而不是宇宙论,<老子>的"道"也主要是由人的思维对存在作出本原性思考而得到的一种认识,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最终根据;而这种本原和根据又体现为多层次的"有"与"无"相互依存的结构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