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教育思想管窥

熊希龄一生创办过数以百计的学校,对教育进行过许多改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尤其是他的一些教育主张,内容丰富,识高意新。去虚求实破旧立新甲午中日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踊现出了一批维新变革志士,力图改革清朝政治,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己任。而“图存”、“自强”的首要任务是“兴学”、“育才”,故改革科举制、改革旧式书院教育、设立新式学堂,便成为一种新时势和新潮流。熊希龄顺应新潮,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大胆提出了改革旧式书院教育的主张,其目标在于改革旧式书院偏狭的“举业”教…     

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     

清末直隶新式教育述论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堂、广游学,不仅引起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隶省为畿辅重地,兴学热潮几为全国之冠。本文试图通过对直隶新式学堂兴起的原因、发展概况及意义作初步探讨,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 直隶新式学校教育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先后在天津开设了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北洋医学堂等新式学校。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设立中西学堂,分为头等、二等学堂两种,是为我国最早的一所普通公立中学。     

湖南时务学堂内外冲突平议

湖南时务学堂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人,为稍后开展的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10余年大半死于国事,为中国社会进步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湖南时务学堂并没有坚持办下去,随着梁启超等新势力的介入,学堂内部矛盾逐渐显现,与外部的冲突,特别是与湖南省内各种力量的冲突也日趋严重。过去的研究将这些冲突一概归并为新旧势力的冲突,以为湖南旧势力无法容忍梁启超等人的新思想。其实,平心静气重新检讨各派势力的言论与主张,我们不难发现时务学堂内外冲突可能并不像过去所描述那样,新者皆新,旧者全旧,而是别有原因在。     

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梁启超自从投身政治活动伊始,就高度重视办报办学,以启民智、育人才作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基础。从湖南时务学堂到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上述办学目的和以"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法一以贯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可说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复活与延伸。     

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

梁启超参与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在短时间里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知识人,为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时务学堂在梁启超接手后,改变了创办宗旨,不是为湖南培养维新人才,而是成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遂激起湖南官绅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做法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毕竟欲速则不达.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浅析我国近代教育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兴起导致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新式学堂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并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但是,由于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在教育理念、教学目的等方面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学校有本质差异,因此它是不可能真正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通过对近代教育的反思,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科学技术教育的更深刻的认识。     

清末贵州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产生于近代社会。早在十七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就出现了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如1694年,德国就开设过师范学校。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才开始仿照日本建立师范学校。因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部份有识之士认识到“师夷”的必要,并懂得要想利用“西夷”之长技,必须开办与中国古代教育不同的现代教育。而要办现代教育,发展新式学堂,必须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于是,中国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请外国教习到中国来办学授课。“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对开办新式学堂的要求更为强烈,清政府亦被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宣布“废科举,兴学校”,并完     

从兴民权到开民智——梁启超的两次湖南之行

梁启超在1897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是从时局的角度出发,抱有推动湖南独立维新实验的目的,但是在时务学堂时期,他逐步由政治上的争独立、兴民权的理想,转入教育领域开启民智的实践,并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1922年,梁启超作为联省自治理论的提倡者再次来到湖南,在长沙的几场演讲却多涉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问题,继续为近现代湖南的民智启蒙做出努力.     

商科教育与江浙财团的兴起——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为中心

商科教育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张之洞曾将商科作为“技艺之学”与经学等科并列为“八科之学”.肇始于清末民初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是浙省商业教育之先驱,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商业专门学校之一.学校地处“商旅遍天下”的浙江,为立宪时期地方绅商团体杭州商学公会所创办,与江浙地区新式商业金融资本家有很大关系.江浙财团基于共同...     

维新时期湖南的士风民气

<正> 湖南因为地理、移民、血统、风俗等多方面因素结合,士风民气历来炽烈强悍。翻开湖南地方史志,描写湘人“任性刚直”、“其俗慓悍”的词语比比皆是。甲午战败也并未使强悍的湘人一蹶不振,而是更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他们抱着“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知新报》)的豪迈气概。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此时,湖南的士风民气也空前的激越高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试论端方的教育思想

端方是晚清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力主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他的“知本原所在,教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富有进步意义,理应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教育改革与湖南高等教育的兴起

清末湖南的教育改革开始于维新运动时期,时务学堂建立和岳麓书院改制是该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湖南近代高等教育兴起的重要渊源.在20世纪初年的教育改革高潮中,湖南近代高等教育正式产生,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很快在全国占有较高的地位.     

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

晚清的教育改革以及将新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所促成的对制度变革和观念更新的反思,是中国近代化因素成长的动因之一。湖北和湖南两省在清朝的最后20年间,因为有一批思想趋新的官员自上而下进行引导,使得该地区新式教育成绩斐然,湖北是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湖南则是新学最为活跃的地区,这正是两湖实业大兴、革命因素成长的重要背景。     

《明夷待访录》对晚清湖南风气的影响

晚清湖南风气从"守旧闭化闻天下"到"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的扭转,除与王夫之《船山遗书》的影响密切相关外,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亦是导致其"风气厥开"的有力工具之一。从《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钞》所录相关内容,可知时务学堂是以《明夷待访录》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工具。从《湘报》所存文章及广告,亦可知谭嗣同等主讲的南学会与《明夷待访录》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以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守旧者对维新派的批驳,无形中助长了《明夷待访录》在湖南的传播,并由此唤醒了一大批维新人士和革命斗士。     

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所海军制造学校,也是洋务派官僚在继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第一批外语类学校之后,创立的最早一所新类型的洋务学堂.它存在时间之长,影响之大,超过了前一类任何一所外语学校.因此,认真研究这所学堂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教学体制的各个方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洋务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文试图对福州船政学堂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甘肃近代学校教育纪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同治初),为政治外交方面的需要,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一些培养翻译人才的专门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始祖。但是,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才正式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名该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