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大瑶山:中国民族学田野考察的起点

中国民族学田野考察的起点是1928年5月中山大学考察队在金秀大瑶山的考察,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颜复礼、商承祖在广西凌云县瑶村的考察。中山大学考察队对金秀大瑶山的考察,在时间上比之早、范围上比之宽、成果质量上比之高。这次考察奏响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考察的开场曲。     

“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文化思想——纪念费孝通先生“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暨逝世十周年

<正>1935年金秋,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前往遥远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故事。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下古陈村向茶山瑶地区转移时,却发生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一个"打不醒的噩梦"。王同惠的壮烈牺牲,留给费孝通终身的痛楚,也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     

大瑶山石牌制度析

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北面与荔浦、鹿寨县为界、东面与蒙山县相邻,南部与平南、桂平、武宣县交接,西面与象州县毗连。境内崇山峻岭,林深繁茂,故亦称大瑶山。大瑶山境域,历代均为封建统治者“分而治之”。东、西、南部分在唐代永隆以前,分属龚(今平南)、蒙(今蒙山)、象(今象州)三州。永隆以后至五代时属思唐州(《唐书》地理志)。宋初属思明州(《太平寰宇记》)。后井入平南县(《奥地广志》)。北部(今金秀、三角)则为荔浦县及修仁县所管。明代为大藤峡地区范围,清朝初年,整个大瑶山境域进一步分割,分属于沿山周围各州县管辖,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金秀设立警备区署,一九四二年以后改组为金秀设治局。但大瑶山在行政上仍分属周围修     

哲思、继承与践理——费孝通的瑶山心愿和后生晚辈的信步追访

青年费孝通身负调查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心志,偕新妻王同惠走进广西大瑶山。两人在调查途中虽遭遇妻死夫伤的悲剧,但这场悲剧并未打消孝通系统调查大瑶山瑶族的心愿。心伤初愈,费孝通卧床整理先妻遗稿,为人们留下弥足珍贵的《花篮瑶社会组织》,在其有生年岁又先后五次回访大瑶山,并安排后生顺利完成《盘村瑶族》的调研和本文撰写。《花》、《盘》两著均是分支系编版的瑶研典作。后生晚辈纷步费孝通先生的足迹追访瑶山。可惜追访的热潮并未催生大瑶山余后三个瑶族支系的调研读本。费孝通先生未尽的瑶山遗愿尚需跨越瑶族支系边界,寻着瑶汉民族关系的史变轨迹细究践理。     

关于粤北瑶族的来源问题——对李默同志《粤北瑶族历史的一些资料》的一些看法

《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粤北瑶族历史的一些资料》一文,论证“秦汉已有瑶人的祖先在南越居住”,把《后汉书》“威服蛮夷”的“蛮夷”、《汉书·陆贾传》中尉佗答陆贾所称的“蛮夷”,同《后汉书》中的“蛮夷”混淆起来,这是不妥当的。我们知道:“蛮夷”是少数民族的一种总称,包括较为广泛,所以不能把史书中凡称为“蛮夷”的都和瑶族等同来看,而且同一史书前后所称的“蛮夷”,有时所指也有所不同。《汉书·陆贾传》中所称的“蛮夷”,是指百粤而言,而《后汉书》中“槃瓠死后,……其后滋蔓,号曰蛮夷”的“蛮夷”,是指武陵蛮(五溪蛮)而言。可见,同是“蛮夷”,而所指不一样。这样看来,逻辑推理得出:“秦、汉已有瑶     

牛婆峒甦瑶碑的发现对研究瑶族史的重要意义

<正> 广东方志记载有关瑶族资料,不少记载着“听调纳粮”的事实。如“惠州府龙川县山瑶,居深山中,听征调,纳贡赋,有官长之抚领。“恩平县瑶山有九,先有良瑶二百二十二户,耕田听调。”“高州府山瑶,有听招、有背招、有险恶,各山有总甲领其兵目。听招者,有相信抚瑶领之。听招者,调之攻守,纳粮当差,谓之‘民瑶’。”不论粤东之龙川,粤中肇庆府之恩平,粤西之高州,都有“听调纳粮”的民瑶。而粤北地区,     

小议壮族支系

近年广西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黑衣壮”热 ,出版了“黑衣壮”的书。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黑衣壮” ,顾名思义就是穿黑衣服的壮族。有如“白裤瑶”就是穿白裤的瑶族。那么 ,“黑衣壮” ,也就是穿黑衣服的壮族 ,算不算是壮族的一个支系呢 ?以服饰特色作为族称或民族支系的称呼 ,是很正常的 ,无可非议 ,如白族、花苗、红瑶 ,等等。但如果以服饰颜色来区分壮族的支系 ,似乎于理不通。笔者曾去过那坡县龙合乡一带所谓“黑衣壮”居住的地方考察 ,那里偏僻遥远 ,交通不便 ,大石山里的壮人与外界交往很少 ,所以还得保持穿用蓝腚染成的传统黑衣黑裤…     

检务公开中的不公开“例外”

检务公开应当遵循“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基本准则。检务信息的特殊性决定了检务公开的例外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为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开”与“公开例外”的平衡,检察机关需要加强对“公开”与“例外”标准的把握,坚持例外先定、例外有限以及例外时限的原则。同时,在检务公开的过程中,还应当根据检察机关的不同职能,对检务信息的例外制定相应的救济措施,为实现检务公开的健康、深入发展提供有效的监督与保障机制。     

谈谈诗歌创作中“自我表现”

在诗歌创作中,如何摆正“我”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我”与群众、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是诗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反对把“自我表现”当作一种美学原则,这并不是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抒情诗中,可以有“我”在其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诗中可以有“我”,诗人可以用“我”的眼睛、“我”的感受来观察和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不同的诗人常常把“我”摆在不同的位置。     

论“梁祝”故事在壮族、瑶族地区流传变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千百年来不仅在我国的汉族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很深的影响。单就广西壮、瑶地区而言,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瑶族的《盘王歌》和信歌中都有关于“梁祝”的歌词,壮族情歌中也常出现“要学山伯和英台,生生死死也成双”等诸如此类的词句。然而,正如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人民的文学创作“有时编造新的,有时把从前编的加以改编,使其适应于自己当前的情况。”(《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一卷,第523页)壮、瑶人民结合自己特定的社会生活,从人物形象到语言风格,从情节处理到环境描写,对原“梁祝”故事进行了大胆的加工改造,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梁祝”故事在流传中的这种变异,是与古代壮、瑶地区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生活环境及人们的心理素质有密切联系的。本文力图就其变异的历史根源作一些探讨。     

桂北瑶民起义“兴瑶灭汉”说考辨

1933年的桂北瑶民起义是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引起了史学家重视对它的研究,围绕起义失败的导因与背景等问题,在民族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兴瑶灭汉”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调查和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所谓“兴瑶灭汉”,是指桂北瑶民起义“只杀汉人,不杀瑶人。”关于“兴瑶灭汉”说的记载,最早见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二十日出版的《政训旬刊》第22期,刘宾一《兴全灌龙各县瑶叛与剿抚经过》曰:“瑶民叛变,既有共匪为之煽惑,又以兴瑶灭汉为口号,其目的当在夺取政权,不仅掳掠财物而已也。此次瑶叛虽在夺取政权,藉以兴瑶灭汉。……桐木江所产之瑶王法力无边,能抵御一切枪炮之弹,能灭汉兴瑶,能使瑶民今后利益无穷。”     

论程序公开

(一)程序公开的涵义“程序公开”中的“程序”是指拥有某项职权的主体在职权范围内进行某一活动时的步骤、方法、过程。“公开”,即:使人知晓。“拥有某项职权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例如学校)和其他组织(例如居委会、村委会)等。程序公开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静态的程序公开,指拥有某项职权的主体将事先制订的在职权范围内进行某一活动的一般步骤、方法、过程以正式的方式(如法律、法规、制度等)公之于众。程序公开当然包括结果公开,结果是步骤的最后一环,结果公开是程序公开的必然…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治理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我国推行“放管服”改革和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实践效果。从发展缘起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遵循着“初步探索—逐步推广—逐渐成熟”的发展逻辑;从动力来源和目标导向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呈现推力与拉力间的互促逻辑、政府与市场的互惠逻辑。当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仍然面临着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晰、抽查结果分析运用不规范、随机抽查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执法队伍建设与新型监管需求不匹配、智能平台构建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推进新型监管模式向纵深发展,还需从多种监管机制衔接、构建抽查结果分析运用机制、执法队伍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论审判公开的形式与实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 ,人们对审判公开的要求越来越高 ,主张应公开法官对案件的不同评议意见 ,要求审判“彻底公开”。本文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次对审判公开作出了新的理解 ,认为判断审判的“半公开”和“彻底公开”的标准不仅仅是公布法官的不同评议意见 ,这只是审判实质公开的一个方面。审判形式公开和实质公开相结合 ,这应该是我国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时首先需要具有的理念。但并非越公开越好 ,应当界定公开的合理范围并确定适当的公开途径     

“不争论”与“要辩论”：孰是孰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这在我们国内似乎是没有争论的。但是,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理解问题。邓小平的同一个论断,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至于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观点,论者各执一是,那就更不奇怪了。 “不争论”和“要辩论”是两个显然不同的观点。这两个观点邓小平都说过。他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于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①邓小平的这个“不…     

让阳光照亮政权运行机制——学习十七大报告的一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都要大力推进“阳光工程”,使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只有把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政策规定公开、舆论公开、司法公开、人事干部工作公开、党务公开等全方位、全过程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才能有效预防腐败。     

情人节送花

情人节是浪漫的。丈夫订鲜花送给妻子表达情意,在香港理所当然;若在内地则会引起人们的惊讶:“结发夫妻怎么可以等同情人?” 男士或女士向人介绍自己的婚姻配偶,通常称作“我的爱人。”但内地这种习惯称呼却会引起海外来客的误解:“原来他俩只是同居!” 人际称谓,约定俗成。在内地,情人多半指婚外情中的“情夫”或“情妇”,未婚男女相恋互称为“恋人”,若用“情人”则意味着关系已“超越界限”。但这     

丁若镛与顾炎武的“社会诗”之比较

丁若镛文学在其本质上可综述为"匡济一世",也就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茶山与顾炎武虽然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坚持"社会诗"的创作,但在创作倾向上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顾炎武的社会诗着重表现了消沉的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与此相比,茶山的社会诗强烈地表现出了仁爱精神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以看出,茶山在批判性地接受顾炎武的同时,在汉诗创作上体现了独特的社会参与意识.     

平地瑶出现的历史背景与称谓及时间考略

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地方上的起义战争不断,新旧战争,创伤未复,瑶族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被迫起义反抗,起义被镇压,部分瑶民为了生存被迫受招抚,接受封建王朝编籍入户册管理,迁下山定居平地而谓之平地瑶;一部分瑶民,择居仁里,定居平地,创基立业,逐步加入封建政府户籍,封建王朝认为这部分瑶民安分厚道,称之为“良瑶”、“粮瑶”、“抚瑶”、“平地瑶”。     

“把＋NP”的“把”的隐现

“把＋ＮＰ”的“把”的隐现陈信春一介词“把”（包括“将”）可以同名词性词语相组合。“把＋ＮＰ”作为一种语言单位不存在“把”的隐现问题。但进入语句以后，则有一个“把”的隐现问题。在一些场合，介词“把”必现，在另一些场合，“把”则可以隐现自由。不管是必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