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官僚制度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清朝与普鲁士官僚制度比较

18世纪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清朝的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皇权高度集中,成为君主专制的典型国家,而在同一时期,同样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普鲁士却逾越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界限＂,自成一派。但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对于今天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过度集权与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到了3世纪末,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罗马政府的统治,有效地稳定了罗马帝国各地的局势。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沿袭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却并未对其作进一步改良。过度的集权不仅动摇了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各地的统治基础,实际上也使得统治者难以掌控日益集权化的官僚体制。这一问题最终和蛮族入侵等外因结合在一起,导致罗马帝国衰亡。     

中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惩处违法、褒奖功臣方面,对保证官僚组织有序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内构建的惩戒制度,其局限性也是难免的,所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更会影响其效能的发挥。惩戒制度作为一个官僚大系统中的小系统,不可能脱离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更难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其成效的大小,往往与君主之意志、党争之消长以及时局稳定与否有直接的关系,也影响到具体的实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虽然不可能适用于现代,但在某些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其合理性与弊端,可为现代公务员惩戒制度的构建提供经验和教训;其分类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公罪与私罪原则,以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伴以经济上的处罚,对现代公务员惩戒制度的构建也有启示;官吏惩戒的议定程序,对构建现代公务员惩戒权力集中问题也有启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主易于受到蒙蔽,而君主自身的局限,使他们在驾驭官僚方面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国封建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发展、演变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僚体制萌芽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于战国之世，确立于秦统一之后，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发展，到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变革，这一切无不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密切相关。一、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的萌芽很早，在奴隶社会瓦解时期——春秋时期即已初思端倪．对此，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认为当时的君主专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君主个人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专断独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不仅被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就…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在汉唐一千多年间,广泛存在的地方力量是约制大一统政体的有效机括;而由这机括发展出的士族实体,更是约束独裁专制君主的有效力量。一直到宋代,中国传统的农村地方力量、士族大姓的实体势力和传统儒学的影响,都发生了全面性解体的变化;其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制衡作用,因此不振,才演变出明代的君主专制独裁政治;这是蒙古铁骑能首次征服中国全部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蒙元的统治又是明代专制政治的根源,这些都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困境。这是讨论中国传统(包括政体)和现代化问题时不可忽视的。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渊源

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二千多年,虽然有其罪恶的一面,但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本文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起源、特点和影响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因素三方面入手,试图深入地剖析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以冀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给予较为客观的、接近历史原貌的评价.     

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二重性及其后果

中国古籍很早就出现过“官僚”一词，史书上对官僚的泛称有百官、百司、百辟、百僚等。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是介于君和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是在君主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时而产生，作为君主管理社会的中介而存在的。官僚制度从静态上看，就是官僚组织的体系，从动态上说，就是官僚活动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制度作为一套较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赋予官僚权力的规则，二是赋予官僚责任的规则。这两种规则互相结合，就体现了它的两面性： 第一，对于君主的依附性、工具性。 韦伯认为：“官…     

论中国古代制约君权的理论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习惯于把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等同看待,在谈到统一有利于进步、分裂有碍于发展时,就自然地肯定了随着大一统而出现的君主专制制度,仿佛只有君主专制方能大一统,方能中央集权。这种思想框架阻碍了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利弊作历史的分析,也不利于对中央集权作具体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君臣之间是典型的交易关系,因而做官发财的理念成为君臣双方的共识。但是古代官僚的薪俸普遍不高,只能腐败致富是古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让官僚通过腐败实现发家致富,相当于给予官僚剩余索取权也即腐败的权力,更有利于解决君臣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当然,中央集权导致的产权残缺,也为官僚腐败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央集权体制与官僚腐败属于典型的共生关系,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僚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反贪仅具形式上的意义。     

农村生态伦理的理性自觉

传统社会以自然资源保护与生态平衡作为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社会伦理道德的产生即源于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了解与重视。这使传统社会农民有着生态伦理的理性自觉意识,他们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确立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态度和性质。现代农村建设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存在以资源与环境的损害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的价值取向,使农村生态受到了破坏。因此,应当从传统儒家智慧中汲取营养,认识到人最本质性的存在还是生态性存在,由经济人向生态人转变,在生产生活中打破政经一体化机制,保持农村生态伦理的本位,才是未来农村发展的希望所在。     

《孟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远古社会以“养生送死”为原则的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到人们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畅想,无不体现出社会保障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影响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及其运行,甚至影响着我们对西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吸纳和改造。通过探索《孟子》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从中寻找一些智慧和启迪,以利于建设和完善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科学伦理：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科学的产生是人类劳动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但是，科学用于社会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科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科学运用于社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科学的利弊都关涉人类生存的伦理问题。通过从伦理学的视角透视科学发展和科学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探析科学用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论述了科学伦理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如何与现代化接轨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是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 ,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涵的经济伦理思想为补充的较为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它包括“生财有道”的生产伦理、“交往有信”的交换伦理、“取予有度”的分配伦理、“用财有制”的消费伦理四个组成部分。传统经济伦理中确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要素 ,但它毕竟是在宗法制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 ,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对传统经济伦理我们只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 ,才能使之有益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商韩法家思想与传统帝政专制

法家是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的建立者与捍卫者,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君王权术和官僚体制、整体主义以及帝政经济体制都直接来源于法家。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社会下的“法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法律发生学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它是以帝政专制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生活群体性行为规范,以道德伦理和刑罚手段为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专制社会整体秩序。因此法家的本有理论和现实制度并非是本土法制的理论基础,相反是中国现代本土法治的对立面。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以"俗世之情"为生活内容,以"夫妇有别"为伦理要求。其演绎的逻辑元点在于"别",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突出性别角色和自然分工;而最终的演绎结论也在于"别",即强调"夫妇有别",强调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以维护社会尊卑秩序,体现了周代宗法制社会,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伦秩序的不断强化,呈现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点。当代家庭伦理建设应借鉴先秦儒家夫妇伦理思想的精髓,在"夫妇有别"的基础上合理分工,团结协作,使夫妻关系由"博弈"走向"共赢"。     

略论儒家伦理普及教化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

儒家伦理之所以至今仍广有影响,不仅是其作为封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逻辑结果,而且与其普及教化的形式要素密切相关.探讨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联系,总结、梳理儒家伦理合理内核及其普及教化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无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