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兼论建立和完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体系

传统公司法理论将“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作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目标。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对该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公司在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的同时,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此,本文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出发,探讨了公司社会责任与我国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体系。     

公司社会责任之提升

营利性是公司的唯一目标,但这一元目标日渐受到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社会责任是公司属性之一,而不是与营利性并重为公司的又一元目标。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公司应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日益提升。     

公司社会责任正当性及范围

为论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和构建其在法律上的范围,分析了公司社会责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的现实推动力、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在法律上范围。分析认为,法律应当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范;反对将股东利润最大化作为公司唯一目标,主张确立股东利润最大化和承担社会责任二元目的模式,绝不是放弃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生存和发展要同时兼顾,不能偏废。     

对我国《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反思与修正

我国《公司法》增加了“公司社会责任条款”。论题在公司社会责任内容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对该条款提出几点反思与修正的意见,建议《公司法》应当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现在公司社会责任的最低标准。     

曼哈顿工程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曼哈顿工程是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的制造原子弹计划。对曼哈顿工程前后科学家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回顾,考察了该计划中体现出来的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与学术良知。反法西斯战争使科学家们高度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神圣责任;而履行这一责任的过程亦给他们带来新的困惑,并进而促使他们在现实中不断努力地寻求“真”与“善”的统一。     

西方养老观念的变化

凡人都会老的,但如何养老,却会因地因人而异。受儒教影响的不少亚洲国家讲究“养儿防老”;而欧美国家的传统是,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而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往往产生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东方人对西方老人的孤独处境深表同情,而后者却宁愿独居或住到福利院也不愿麻烦儿孙们。 这两种养老观是就传统而言,而近些年这些观念却在发生变化。亚洲国家“养儿防老”观念正在淡化,而欧美国家也在改革已有的养老由国家、社会完全包下来的做法。可以说,东西方的养     

对宗教的哲学思考

(一)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部离不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宗教现象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股政治力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宗教观念,都是以神灵观念作为其神道信仰的思想基础的,而神灵观念则是包括诸如“灵魂”观念、“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和“上帝”观念等的集合观念。     

从“重养轻教"到“救人救彻”——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福利观念的演化

清末民国时期,在西方社会工作及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观念经历了一场变革。从“重养轻教”到“以教代养”是清末社会福利观念的重大变化,而民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界定不仅初步摆脱了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强调社会救济中的国家责任观念,提倡“救人救彻”。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好公民”还是“好演员”？——基于企业盈余管理视角

为了辨别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出于诱导性的印象管理动机,从盈余管理角度出发．检验社会责任绩效好的公司和社会责任绩效差的公司对待盈余管理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推断社会责任绩效好的企业到底是一个“好公民”还是一个“好演员”。以2009年至2011年1257个深市制造业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社会责任绩效差的企业而言。那些社会责任业绩看起来较好的企业较少地进行盈余管理,这间接说明那些社会责任绩效看起来较好的企业的确是真心实意履行社会责任的“好公民”。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什么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读李大钊的《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

大学历来作为新学理、新思想的发源地和文化知识的创新者与传播者 ,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因而为社会所倚重。大学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主要在于学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五四运动的激烈形式是短暂的 ,而文化创新、社会改造与进步却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因此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普遍对中国现状不满 ,而“欲谋改造如此切身的现状”又深感自身知识之不足 ,岂止不足 ,“知识欲望 ,更起绝大之饥荒” ,为谋社会全体之幸福 ,他们深感必须“修养精深的学问 ,与伟大的人格 ,以与恶社会苦战”。作为当时大学的领导者 ,蒋梦麟、胡…     

吴宓人文主义的女性观

吴宓融合中国古典哲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和西方新人文主义之精髓.形成自己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念,而他的女性观念也是人文主义的.他将女性的理想作为其关于“人”的理想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对于女性的理想也反映了他对于“人”的理想.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女性的真正的尊敬,亦即传统社会较为注重从女性作为“女人”的特殊的性别角色和社会作用方面、而不是从其作为“人”的普遍的标准方面考察女性的生活.     

社会责任含义多

在实践中,公司社会责任有许多含义。乍一看,对公司负责任的行为产生质疑是颇为奇怪的,除非指责他们伪装负责任,或批评他们的行为还达不到公认的最低标准。怎么可以指责一家公司的行为太负责任呢?“公司社会责任”这个术语本身就认可了它所指的那种行为。这就怪不得各公司都把这个标签贴在他们各种各样令人困惑的行为上了,只要这类行为带有启蒙、进取和慈善的意思就行。“公司社会责任”宽泛含义的一端是管理良好的公司都应该有     

论温家宝民主政治思想

近期,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格外引人注目,其政改思想蕴含极为深刻的民主理性,体现了以个体人,公民作为民主的主体,以权利作为民主的内核,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民主实践的价值坐标的民主观念．这些民主观念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民主问题上已经由抽象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观念发展为现实法治意义上的公民权弄4保障_观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温家宝重要的民主执政理念。他在多次会议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这一思想。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社会公平正义观作为他的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不是就民主谈民主,而是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检验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准。这一思想是对当代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边界

公司社会责任是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责任,而不是仅指道德性质的责任。我们在将某些公司社会责任纳入法律范畴时,首先考虑要与我国国情相符,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其次要理清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最后要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和公司的营利性特征。为促使公司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其中公司治理结构,税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是这些制度中的关键部分。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

传统公司法奉行股东利益至上原则,但是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这一原则开始动摇。我国新《公司法》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强化了公司社会责任,但目前看来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这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坚持两条战綫的斗爭

从实际出发,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却肆意践踏这一正确原则,竭力鼓吹“右倾始终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唯一危险”的反动谬论,疯狂推行极左路线,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时候,有的同志又提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左’倾机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也未免偏颇。如果用此作为反倾向斗争的一条原则,同样是有害的。     

社会责任、营利与公司本质——对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理性审视

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以解决市场失灵的种种问题,就等于把政府职责强加给了公司.要求公司经营者将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作为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控制经营者为所有者服务的核心内容背道而驰.公司社会责任应强调的是法律责任,公司不是道德规范的约束主体.公司处于社会财富分配第一层次,依法高效率的创造并分配社会财富,是公司首要的社会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