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抑或消遣——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命名的探讨

学界所指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其主流是从清末民初产生蔓延整个民国时期,其称呼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和"中国现代消遣小说"。前五种称谓都不够科学、不够合理。而从这类小说消遣娱乐的核心特征、自己的主张和新文学对其的批判来看,"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命名相对而言最为科学、合理。     

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

学术界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认识 ,为我们重新评价叶圣陶文言小说提供了新的学术背景。叶圣陶发表在《礼拜六》等刊物上的小说 ,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色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流派特征是很相似的。因此它并不是所谓鸳蝴派“逆流”的对立面 ,而是这个流派中格调较高的作品。     

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鸳蝴派小说观念在当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红楼梦》与《红字》中的“红色意象”比较

《红楼梦》和《红字》诞生于不同的国度，却都运用了“红色意象”象征的手法。文章试图以美学批评为基本的立场方法，以文化符号学为考察的出发点，对这两部小说作初步的平行研究，以寻求其中含有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并揭示造成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背后，“红色意象”在东西方隐含的不同的宗教、哲学、文化背景。     

职场·情场·批评·其他：《商工月刊》的文学作品

《商工月刊》作为满洲国时期在大连出版的杂志,自然带有满洲国的政治色彩;作为财经类杂志,在发表文学作品方面,职场题材就成为最重要者。而刊物为了招揽读者,对于情场文学也给予了相当重要之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刊物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仍在一定程度上禀赋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质素,同时又不乏消遣、游戏之内容。我们可借此一种杂志,窥测到殖民地文化生态下的杂志生存的某种样态,进而总结期刊的生存发展规律。     

《礼拜六》(前百期)编辑理念的二次循环——以《申报》广告为中心

《礼拜六》(前百期)在《申报》上投放大量广告以期扩大销路,并凭借雄厚的资本与精美的设计在民初激烈的广告战中脱颖而出。《礼拜六》(前百期)的广告语显示出其办刊理念经历了由迎合读者到引导读者再到迎合读者的二次循环过程,导致这一循环的原因在于杂志起伏不定的经营状况以及"二十一条"签订等时局因素的刺激。《礼拜六》(前百期)编辑理念的变迁也体现出民初杂志经营者期待承续传统文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却又迫于商业利润而迎合市民大众审美趣味的两难选择。     

论1902—1911年间晚清小说期刊中的插图——以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为例

晚清至民国初年,小说创作和小说杂志都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而此时小说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附有图片。通过对《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这四大小说杂志中的插图作抽样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即外国题材图片多,尤其外国作家艺术家人像多,中国报刊初创期的不规范也带来一些当时特有的现象,图片数量或多或少毫无规律,杂志内容与图片没有关系。     

郭沫若自我小说的情感世界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优秀的剧作家,与其诗歌、历史剧相比,他的小说并不那么突出,正因如此,几十年前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曾这样发问:“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郭沫若)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郭沫若的小说、特别是前期的小说,确实没有注意描绘“时代缩图”,但他的小说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价值在于真实地袒露情感世界。郭沫若受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葛西善藏等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影响,从1919年至1926年创作了《漂流三部曲》、《行路难》、《落叶》、《残春》、《月蚀》、《圣者》等二十     

《文心雕龙》书名的涵义

关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涵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一开始就予以了说明,他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在这里,他用“为文之心”来解释“文心 ”,所谓“为文之心”无非是指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的诸如:文人作文的动机、构思,文章的内容、风格、体裁、美学趣味等等。因此,“文心”两字实际上规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雕龙”一典出自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驺奭,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裴骃《集解》…     

吴趼人的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观,在晚清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这样阐释小说之职能的: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一助云尔。 这样来立论,意味着他已脱出了梁启超“小说论”的窠臼。二十世纪开头,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继发表,认为提倡新小说可以改良群治、演进社会,甚至强调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视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之工具。此论一出:海内风从,为小说发展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纪元:把小说从茶余酒后消遣品的陈说中解放出来,刷新了大家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梁氏观点的功绩昭然,然而也显出了极大的片面性。“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以来,三年的实践证明,单纯把小说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乃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小说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以它的美感作用撄人心。于是,小说界有识之士开始对梁氏观点的片面性表示异议,而提出异议最早者乃是吴趼人,他在1906年所写的《月月小说序》中说: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试论冯梦龙“三言”的道德教化作用

“三言”是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收集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它包括《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作品，后人合称“三言”。因其作品大都是从民间收集而来，所以能更直接、更深入地反映当时及其以前的社会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心声。结集刊印之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由“三言”的书名，不难看出作者收集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意图所在，“所篆《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则习之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     

论冯梦龙对旧话本小说的改造——兼谈《京本通俗小说》的成书时间

冯梦龙在编纂“三言”的过程中,对旧话本小说的改造,应当是比较全面的.但由于宋、元、明的旧话本小说保存至今者并不太多,故而影响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评价.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与“三言”中作品有对应关系的旧话本小说至少有如下篇目:一、《清平山堂话本》中十一篇:1.《柳耆卿诗酒翫楼记》(《古今小说》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2.《简帖和尚》(《古今小说》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3.《风月瑞仙亭》(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题上皇》之头回.又,三桂堂本《警世通言》以之取代兼善堂本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题作《卓文君慧眼识相     

周瘦鹃和《礼拜六》

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起,周瘦鹃在中国都市通俗文学界中,就是一位创作、翻译、编辑件件皆能的文坛风云人物。其时,严美荪称他“是当今青年小说家中最负时誉的一个人”。早年,他“著、译、编”均极勤奋,曾自述:“吾们这笔耕墨耨的生活,委实和苦力人没有甚么分别,不过他们是自食其力,吾们是自食其心罢咧。”许廑父也说他“平生无嗜好,每日治事,至十五小时,常自称日文字之劳工云”。现在能见到的这位“文字劳工”的最早作品,是1911年6月11日《妇女时报》创刊号的短篇小说《落花怨》和同年《小说月报》第9—12期上的改编新剧《爱之花》。19121年,他在《妇女时报》上就翻泽柯南道尔的小说《军人之恋》和马克思论妇女问题的短文《妇女之原质》。从此,他除源源发表作品外,又热心于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发表于《礼拜六》等刊物上,后结集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卷,于1917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内收四十六家的四十九篇小说。在《丛刻》中,高尔基的作品首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鲁迅和周作人曾称赞他的翻译“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是为近来译事之光。”     

论《红楼梦》的“梦幻”艺术

《红楼梦》是以位居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之榜首而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恰恰是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梦幻”拉开帷幕,又以“梦幻”落下帷幕。这就在客观上向我们提出研究《红》的梦幻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课题。     

试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发生

民初“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传统的文化积淀和渐进的西风相遇、冲撞、融合,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新旧杂糅的读者。“鸳鸯蝴蝶”正是民初文人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轻松消遣之作。文人的主体地位使他们试图有所超越,但又陷入了传统的伦理规劝中。     

张恨水?八十一梦?的戏仿策略与鸳鸯蝴蝶派阅读共同体

张恨水《八十一梦》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戏仿力作,作者为排解苦闷的趣味立场呈现出复杂游移的戏仿姿态,使《八十一梦》文本世界显得丰富而多元,蕴含了多重趣味,造就了丰富的戏仿形态,既有时空穿越的陌生化呈现,也有拼贴混杂的"上下古今"式戏谑,还有对新文学文体的降格化戏仿。《八十一梦》与鸳鸯蝴蝶派的众多读者,成功地完成了对源文本和戏仿文本的双重"解码",文化趣味、文学记忆、阐释方式等趋近,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阅读共同体,这一通俗文学共同体对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茅盾美学思想探微

茅盾早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就指出中国现代小说旧派和新派的错误和缺点,旧派在技术上是“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以至连篇累牍所载无非是‘动作’的‘清帐’”,给人看了“只觉味同嚼蜡”。“他们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