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毓鼎与四川保路运动

清末以来,保路运动此起彼伏。作为晚清史官的恽毓鼎,亦自发地将此运动与晚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予以密切关注,并将其对四川保路运动的诸多看法详实的记录在其所著《澄斋日记》中。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认识,恽毓鼎的认识经历了从最初的震惊、急切到失望,又希望,最终又转为失望的反复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对于家国天下的细微观察与深沉思考。     

六十年来两湖和广东的保路运动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对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之外,学界还对其他各省保路运动也展开了相关研究。按地域来划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省份：一是湖南保路运动,主要有铁路国有、立宪派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湖北保路运动,主要是全局概括和其他各省保路运动的比较研究;三是广东保路运动,主要夹杂于其他论著当中。总体来看,对于两湖、广东保路运动的研究,是朝着研究方法多样化、内容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理论及视角单调、研究资料挖掘不足、研究内容局限性大等方面。     

公众舆论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冲击与挑战——以片马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报刊媒介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边疆危机事件的舆论影响,清政府逐步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涉及内政、外交和军事的相关内容进行管控。但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信息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以1910年英兵侵占片马为例,消息传出后,《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分别从时空维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应对、民众的参与等方面,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和追踪报道,构成了"片马事件"的叙事要素,扩大了片马事件的社会影响。为消解舆论压力,清政府采取了诸如严控信息源、禁止报刊登载片马交涉信息以及取缔民众抵制英货活动等防堵措施。然而,注重"防堵"忽略"疏导",使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     

论国有自然资源的范围——以宪法第9条为中心的分析

当前学界部分学者与社会公众认为宪法第9条的"等"字应理解为相对列举未尽,国有自然资源的范围须由法律具体界定。但是,"相对列举未尽观"提出的自然资源是否应属于国家所有的有关标准,都存在理论上的漏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所有权的设定只能由法律作出,相对列举未尽的理解,将直接冲击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立法体系,使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将宪法第9条的"等"字理解为绝对列举未尽,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管理使用、维护宪法权威与法制的稳定以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公法上的所有权,自然资源应作公产与私产的区分,国家应保障公众对国有自然资源的习惯使用权与自由使用权,公众对国有自然资源范围的绝对性不必过于担忧。     

1929年裁兵运动的失败原因新探--以天津《大公报》的讨论为中心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之后,“裁兵运动”一度如火如荼,但最终却归于失败。“裁兵运动”之所以不能成功,除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和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不可调和之外,还需要从当时的政治文化、军队构成、社会情形、国家财政、传统心理等多面来考虑它在社会侧面支持和技术支持上的缺失。     

近代中国城市民变的比较审视——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下层社会群体时常失效从而诱发城市民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对比表明,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使市政当局时常置市容整顿于小民生计以优先的位置。政府立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注定了风潮后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城市民变成为社会动荡与统治危机的预演。     

国有供水企业的社会责任探析——以重庆市自来水公司为例

国有供水企业作为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业,应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国有供水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这是国有供水企业法定的社会责任;第二,力争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消费者提供卫生健康的饮用水和优质的服务,保护水资源,努力降低管网漏失率,不断完善安全供水保障体...     

社会危机应对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工作的可能角色——以南京汤山事件为例

在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利益与价值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突发性社会危机无法完全避免.建立并完善社会危机应对机制十分必要.为此,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与社会改革进程相适应,通过强化制度建设,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平、建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化解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而社会工作机构在应对突发性社会危机中,可以为危机的受害者提供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以有效减小危机的社会危害程度.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试论晚清政府的“失信”:从上海股市到“保路运动”

1880年代上海股票风潮导致晚清股市失信,而1898年开始发行的"昭信股票"则又标志着清政府国内公债政策失信。1904年颁行的《公司律》虽然有助于推进资本动员,但却遭到官权不当干涉,从而使法制信用大失。社会对于政府"违法"、"失信"的抨击从《公司律》推行之后就持续不断,时有爆发,并在"保路运动"中达到高潮。晚清政府终因"牺牲信用",从而在革命浪潮中倒台。     

从社会运动视角解读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从社会运动的视角剖析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的原因,主要有近代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清朝政府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近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在四川保路运动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规范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其主要启示是:四川保路运动在现代化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在解决社会矛盾时不能采取强力,要注意因势利导。     

清末直隶禁烟运动述论

清末时期,直隶认真地执行朝廷禁烟谕旨,设立机构,制定章程,实施禁烟;民间社团积极参与,官绅良性互动,使清末直隶禁烟运动有声有色,走在全国的前列。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的反思

我国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在适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我国消费者应享有的健康环境权,对经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要研究,对“三倍”归责原则要进行多法整合的修正。     

我国私有财产权保护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法定的基本权利。从建国初期至今,我国对私有财产保护不断改善。今天物权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保护私有财产方面的又一历史性的进步。在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更需要认真钻研、完善立法,给予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更有力的保障。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野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之内。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抗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论洋务新政时期清政府内的守和主张

洋务新政时期除非遇到新的重大侵犯,竭力维持“中外相安”局面是清政府内的普遍主张,即使是公认的爱国官吏或极端仇外的守旧派也持这种主张。不能将这种避战守和主张简单地斥为投降主义。一些人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之强,己之弱,因而认为中国暂不宜战,许多人并且希望利用和局振兴自强。     

清末留学活动与辛亥政局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缘于“师夷之长技”之深化。留学问题的提出、有关制度的建立,回国后的任用都是清廷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社会重大变革。作为晚清社会政治近代化的构成,留学活动无疑对此期政局影响甚大。留学生群体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社会变数,也是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及怎样发生的主要因素。     

语言重构的两种向度——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比较

在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语言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语言被视作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在这种语境下,中日近代语言变革的诸多相似之处得到了凸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皆以"推动教育进步"为指归,均标举起了‘‘言文一致'的旗帜,但在这表象之下二者间却存在深刻而又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彰显了语言民族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向度.对其问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探察,将有助于厘清"民族"一义的多重蕴涵以及语言在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当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次理性回归

清末新政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变革,与戊戌变法相比,除了因为政策上的相似和趋同,还因为两次改革都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培养了资产阶级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及法制社会等理性精神,因此,被认为是戊戌变法的继续。